这是一首以蝴蝶为吟诵对象的咏物词。
开头两句写双双对对的江南蝴蝶在傍晚的阳光下翩翩飞舞。“身似何郎全傅粉”,《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此句以人拟蝶,以何郎傅粉喻蝶的外形美。蝶翅和体表生有各色鳞片和丛毛,形成各种花斑,表面长着一层蝶粉,仿佛是经过精心涂粉装扮的美男子。“心如韩寿爱偷香”,据《世说新语·惑溺》与《晋书·贾充传》载,“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为司空掾。充少女贾午见而悦之,使侍婢潜通音问,厚相赠结,寿逾垣与之通。午窃充御赐西域奇香赠寿。充僚属闻其香气,告于充。充乃考问女之左右,具以状对。充秘之,遂以女妻寿。”此处也是以人拟蝶,以韩寿偷香喻指蝴蝶依恋花丛、吸吮花蜜的特性。典故随意拈来,妙笔天成,运用得极其生动、贴切。“傅粉”、“偷香”,从外形与内质两方面概写了蝴蝶的美貌与特性,这两句为整首词的词眼。接着一句“天赋与轻狂”,挽住上片,又启迪下片。“轻狂”者,情爱不专一、恣情放浪也。
下片就“轻狂”二字生发,先写傍晚下了一场小雨,雨一停,浪蝶便度翠穿红地忙乎起来。“薄翅腻烟光”一句体物入微,状写精妙,选词用字准确、熨贴。蝴蝶的粉翅是薄而有些透明的,当它沾上雨水之后,翅上的“粉”便变“腻”了。“烟光”指的是雨后的晚晴夕照。斜阳透过沾水发腻的粉翅,显得朦朦胧胧,宛似笼罩在一片缥缈的烟雾之中了。
轻狂的蝴蝶自有轻狂的朋侣“游蜂”、“飞絮”相伴。蝴蝶伴随狂蜂、飞絮到处宿粉栖香,“长是为花忙”。结句回应了上片的“天赋与轻狂”,以“为花忙”的具体意象点出“轻狂”。“花”字意蕴双关,亦物亦人。全词一纵一收,上下关合,联密而自然。
欧阳修这首咏蝴蝶词,既切合蝶的外形与内质,又不单单滞留在蝶的本身,而是以拟人化手法,将蝶加以人格化,亦蝶亦人,借蝶咏人,通过两个切题典故--何郎傅粉与韩寿偷香,惟妙惟肖地把蝶与人的“天赋与轻狂”、“长是为花忙”的特点巧妙地绾合起来,将何郎、韩寿的禀赋一古脑儿倾注在专以粉翅搧情、以恋花吮蜜为营生的浪蝶身上,把自然的动物性与社会的人性融合为一体,在蝴蝶的形象中集中了风流浪子眠花卧柳、寻欢作乐的种种属性,蝶就成为活脱脱的轻狂男子的化身。反过来,作者又含蓄地讽刺了那些轻狂男子身上过多的动物属性。如果这首词抽去了何郎与韩寿两个典故,它仅止于表面的咏蝶而已,失去任何内涵寓意,自是淡乎寡味了。
五代毛文锡有《纱窗恨》云:“双双蝶翅涂铅粉,咂花心。绮窗秀户飞来稳,画堂阴。二三月爱随柳絮,伴落花、来拂衣襟。更剪轻罗片,傅黄金。”可以看到毛词咏蝶仅止于蝶而已,虽然在艺术技巧上也有某些可取处,但比之欧词,在思想艺术境界、审美情趣与价值上自然要逊色得多了。汤显祖评《纱窗恨》词云“‘咂’字尖,‘稳’字妥,他无可喜句。”(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二)显然,其所以“无可喜句”,主要不如欧词之有寄托。蒋敦复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芬陀利室词话》)欧词咏物而又咏怀,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这是陆游闲居故乡山阴时所作。山阴地近镜湖,因此他此期词作多为“渔歌菱唱”。山容水态之咏,棹舞舟模之什,貌似清旷淡远,萧然物外,殊不知此翁身寄湖山,心存河岳。他写“身老沧洲”的惨淡生活,正是“心在天山”的痛苦曲折的反映。这首《鹊桥仙》即其一例。仔细品味当得诗人心思、真实处境。
词从南郑幕府生活写起。发端两句,对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段戎马生涯作了一往情深的追忆。在华丽的明灯下与同僚纵情赌博,骑上骏马猎射驰驱,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当时南郑地处西北边防,为恢复中原的战略据点。王炎入川时,宋孝宗曾面谕布置北伐工作;陆游也曾为王炎规划进取之策,说“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见《宋史·陆游传》)。他初抵南郑时满怀信心地唱道:“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因此,他在军中心情极为舒畅,遂有“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的“当年豪举”。词句显得激昂整炼,入势豪迈。但第三句折入现实,紧承以“谁记”二字,顿时引出一片寂寞凄凉。朝廷的国策起了变化,大有可为的时机就此白白丧失了。
不到一年,王炎被召还朝,陆游转官成都,风流云散,伟略成空。那份豪情壮志,当年曾有几人珍视?此时更有谁还记得?词人运千钧之力于毫端,用“谁记”一笔兜转,于转折中进层。后两句描绘出两类人物,两条道路:终日酣饮耽乐的酒徒,反倒受赏封候;志存恢复的儒生如已者,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事之不平,孰逾于此?这四、五两句,以“独”字为转折,从转折中再进一层。经过两次转折进层,昔日马上草檄、短衣射虎的英雄,在此时却已经变成孤舟蓑笠翁了。那个“独”字以入声直促之音,高亢特起,凝铸了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声情悉称,妙合无垠。
下片承“江边渔父”以“轻舟”、“低逢”之渺小与“苹洲烟雨”之浩荡对举,复缀“占断”一语于其间,再作转折进层。“占断”即占尽之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无拘无束,独往独来,是谓“占断烟雨”。三句写湖上生涯,词境浩渺苍凉,极烟水迷离之致,含疏旷要眇之情。词至此声情转为纾徐萧散,节奏轻缓。但由于“占断”一词撑拄其间,又显得骨力开张,于舒缓中蓄拗怒之气,萧散而不失遒劲昂扬。“占断”以前既蓄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之情,复于此处得“占断”二字一挑,于是,“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更为昂扬兀傲的两句肆口而成,语随调出,唱出了全阕的最高音。唐代诗人贺知章老去还乡,玄宗曾诏赐镜湖一曲以示矜恤。陆游借用这一故事而翻出一层新意——官家(皇帝)既置他于闲散,这镜湖风月本来就只属闲人,还用得着你官家赐与吗?再说,天地之大,江湖之迥,何处不可置他八尺之躯,谁又稀罕“官家”的赐与?这个结句,表现出夷然不屑之态,愤慨不平之情,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它把通首迭经转折进层蓄积起来的激昂不平之意,挟其大力盘旋之势,千回百转而后骤现,故一出便振动全词,声情激昂,逸响悠然,浩歌不绝。
这首抒情小唱很能代表陆游放归后词作的特色。他在描写湖山胜景,闲情逸趣的同时,总蕴含着壮志未酬、壮心不已的幽愤。这首《鹊桥仙》中雕鞍驰射,苹洲烟雨,景色何等广漠浩荡!而“谁记”、“独去”、“占断”这类词语层层转折,步步蓄势,隐曲幽微,情意又何等怨慕深远!这种景与情,广与深的纵模交织,构成了独特深沉的意境。明代杨慎《词品》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即此词),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他看到了这首词中的“英气”,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平之气,清代陈廷焯编《词则》,将此词选入《别调集》,在“酒徒”两句上加密点以示激赏,眉批云:“悲壮语,亦是安分语。”谓为“悲壮”近是,谓为“安分”则远失之。这首词看似超脱、“安分”,实则于啸傲烟水中深寓忠愤抑郁之气,内心是极不平静,极不安分的。不窥其隐曲幽微的深衷,说他随缘、安分,未免昧于骚人之旨,委屈了志士之心。
这首词,读来荡气回肠、确是上乘之作。
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里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雨、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侵凌肌肤之势。
李压林《湖山类秘》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歌欺而悲,甚于痛哭。”徽”与“湿”, 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分”、“空好音护”、“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 “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