骎骎。宝勒向东吟。戏彩看而今。更袜步黄云，琴弹碧玉，汇泽杯斟。争先长至几日，料春风多喜鹊传音。梅蕴和羹心在，线添补衮工深。
骎骎。宝勒向东吟。戏彩看而今。更袜步黄云，琴弹碧玉，汇泽杯斟。争先长至几日，料春风多喜鹊传音。梅蕴和羹心在，线添补衮工深。
此诗似乎是《孟冬寒气至》的姊妹篇。它以奇妙的思致，抒写了一位思妇的意外喜悦和痴情的浮想。
这喜悦是与远方客人的突然造访同时降临的：客人风尘仆仆，送来了“一端”（二丈）织有文彩的素缎（“绮”），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女主人公，这是她夫君特意从远方托他捎来的。女主人公不禁又惊又喜，喃喃而语曰：“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一端文彩之绮，本来也算不得怎样珍贵；但它从“万里”之外的夫君处捎来，便带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丝丝缕缕，包含着夫君对她的无限关切和惦念之情。女主人公不能不睹物而惊、随即喜色浮漾。如果将此四句，与前一首诗《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对照着读，人们将会感受到，其中似还含有更深一层意蕴：前诗是诉说着“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的凄苦，一封“书札”而竟怀袖“三岁”，可知这“万里”相隔不仅日久天长，而且绝少有音讯往还。这对家中的妻子来说，是非常痛苦难挨的事。在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则会有被遗弃的疑惧，时时袭上女主人公心头。而今竟意外地得到夫君的赠绮，那“千思万想而不得一音”的疑惧便烟消云散。那么，伴随女主人公的惊喜而来的，还有那压抑长久的凄苦和哀伤的翻涌。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对“故人心尚尔”一句的评价，正体味到了诗行之间所传达的这种悲喜交集之感。
适应着这一情感表现特点，此诗开篇也一改《古诗十九首解》常从写景入手的惯例，而采用了突兀而起、直叙其事的方式。恐怕正是为了造成一种绝望中的“意外”之境，便于更强烈地展示女主人色那交织着凄苦、哀伤、惊喜，慰藉的“感切”之情——这就是开篇的妙处。
自“文彩双鸳鸯”以下，诗情又有奇妙的变化：当女主人公把绮缎展开一瞧，又意外地发同，上面还织有文彩的鸳鸯双栖之形。鸳鸯双栖，历来是伉俪相偕的美好象征（如《孔雀东南飞》之结尾就是一例）。夫君之特意选择彩织鸳鸯之绮送她，正是倾诉着愿与妻子百年相守的热烈情意。女主人公睹绮思夫，不禁触发起联翩的浮想：倘若将它裁作被面，则可以做条温暖的“合欢被”，再“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非常地惬人心意。“著”有“充实”之意，“缘”指被之边饰。床被内须充实以丝绵，被缘边要以丝缕缀结，这是制被的常识。但在痴情的女主人公心中，这些平凡的事物，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丝绵”使她联想到男女相思的绵长无尽；“缘结”暗示她夫妻之情永结难解。这两句以谐音双关之语，把女主人公浮想中的痴情，传达得既巧妙又动人。制成了“合欢被”，夫君回来就可以和她同享夫妇之乐了。那永不分离的情景，激得女主人公喜气洋洋，不禁又脱口咏出了“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奇句。“丝绵”再长，终究有穷尽之时；“缘结”不解，终究有松散之日。这世上惟有“胶”之与“漆”，粘合固结，再难分离。女主人公说：就让我与夫君像胶、漆一样投合、固结吧，看谁还能将我们分隔！这就是诗之结句所的奇思、奇情。前人称赞此结句“语益浅而情益深”。女主人公的痴情，正有如此深沉和美好。
初读起来，《客从远方来》所表现的，就是上述的喜悦和一片痴情。全诗的色彩很明朗；特别是“文彩双鸳鸯”以下，更是奇思、奇语，把诗情推向了如火似锦的境界。但读者应注意到：当女主人公欢喜地念叨着“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时候，她恰恰正陷于与夫君“万里”相隔的“别离”之中。以此反观全诗，则它所描述的一切，其实都不过是女主人公的幻想或虚境罢了。根本不曾有远客之“来”，也不曾有彩“绮”之赠。倘若真能与夫君“合欢”，她就不必要在被中“著”以长相之思、缘以不解之结了。此诗所描述的意外喜悦，实蕴含着夫妇别离的不尽凄楚；痴情的奇思，正伴随着苦苦相思的无声咽泣。钟嵘《诗品》称《古诗十九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这首诗正以温丽的“遗绮”之喜，抒写了悲远的“别离”之哀，“正笔反用”，就愈加“惊心动魄”。
公元1136年（宋高宗绍兴六年）旧历二月，陈与义寓居苕溪畔的青镇，怀念对岸的两位朋友天经和智老，因而写下这首诗。
作品的开篇写时间变化，一夜之间，春水已涨，尽向东流，顿生怀友、访友之意。但笔意至此，先出一折，从自己写起。安于贫贱，甘于淡泊，在吟诗作赋的生涯中，看到杏花春雨又送来一个春天，心中充满了顺适之感。自己如此，友人也是一样。所以下面写到禅伯之多病，儒先之固穷。实则写己即写友，写友即写己，二者交相为用，互为生发，以见出心灵的相契，见出溪涨思友的心理依据。有了前面的铺垫，末二句就顺理成章地踏上了访友的路途。至于见到友人后的情形，却全都忽略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但作者另有一诗题为《与智老天经夜坐》：“残年不复徙他邦，长与两禅同夜釭。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无数落天窗。”其中对雨夜谈禅的描写，正可与此诗互相补充。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是陈与义的名句，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激赏。这一联写诗人观赏杏花，以诗自娱，以自然清新的笔触表现了诗人的平淡闲适之情，却并未道出诗人是喜是悲，是苦是乐，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就对仗来说，此联除了“里”、“中”外，其余都不算工对，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映了作者在古典诗歌的对仗艺术上所作的探索，因而曾被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列为“宋朝警句”。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中对此作了分析：“以客子对杏花，以雨声对诗卷，一我一物，一景一情，变化至此。乃老杜‘即今蓬鬓改，但愧菊花开’，贾岛‘身事岂能遂，兰花又已开’，翻窠换臼，至简斋而益奇也。”对仗要求和谐工稳，是六朝以来的总体趋势；但至唐代发展到极致以后，一些有创造性的诗人如杜甫、韩愈等又致力于打破已成模式化的对仗方式，力图求新求变，突破这种工稳，以求得在不平衡中的平衡。到了宋人手里，就更是有意识地忽略字面上的工稳，而着重于两句之间的内在联系。陈与义的这一联，上句写客中吟咏送日的宁静、淡泊，下联写一个清丽的境界，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至于两句之间在字面上是否的对，倒没有特别注意。从这个角度看，这联诗也反映了宋人对唐诗的发展。
罗隐的咏物诗“切于物”而“不粘于物”，往往别出心裁，独具寓意，讽刺深峻犀利又耐人寻味。清沈祥龙《论词随笔》云：“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罗隐正是在对物象深入细致的观察基础之上，对所咏之物融进他强烈的家国之忧与身世之慨，刺时讽世使得其能在晚唐诗坛脱颖而出。《蜂》通过吟咏蜜蜂采花酿蜜供人享用这一自然现象，表现了他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前两句写蜜蜂的生存状态，在山花烂漫间不停穿梭、劳作，广阔的领地给了它们相当大的施展本领的空间。“不论”“无限”，蜜蜂在辛勤劳动中“占尽风光”，简单写来看似平平无奇，纯行直白，几乎是欣赏、夸赞的口吻，实则是匠心独运，先扬后抑，为下文的议论做出了铺垫。
后两句紧乘“蜜蜂”这一意象，把它象征的“劳动者”意象加以引申、扩大，发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一声叹息。同时也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已采的百花酿成蜜，辛辛苦苦的劳作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话锋一转，这般辛劳到底又是为了谁呢？在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里，为的正是那些不劳而获、占据高位、手握重权的剥削者，此中的讽意不言而明。诗人以反诘的语气控诉了那些沉迷利禄之人，感喟良久之余不禁又对广大的劳苦人民产生了矜惜怜悯之情，从另一个侧面对这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平现实加以嘲讽和鞭笞，在为劳动人民鸣冤叫屈的同时也是对自己久沉下僚、大志难伸的境遇予以反省，表达对唐末朋党倾轧、宦官专权、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更深的痛恨之情。
蜂与蝶在诗人词客笔下，成为风韵的象征。然而小蜜蜂毕竟与花蝴蝶不同，它是为酿蜜而劳苦一生，贡献甚多而享受甚少。诗人罗隐着眼于这一点，写出这样一则寄慨遥深的诗的“动物故事”。仅其命意就令人耳目一新。此诗艺术表现上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一、欲夺故予，反跌有力。此诗寄意集中在末二句的感叹上，慨蜜蜂一生经营，除“辛苦而外并无所有。然而前两句却用几乎是矜夸的口吻，说无论是平原田野还是崇山峻岭，凡是鲜花盛开的地方，都是蜜蜂的领域。这里作者运用极度的副词、形容词——“不论”、“无限”、“尽”等等，和无条件句式，极称蜜蜂“占尽风光”，似与题旨矛盾。其实这只是正言欲反、欲夺故予的手法，为末二句作势。俗话说：抬得高，跌得重。所以末二句对前二句反跌一笔，说蜂采花成蜜，不知究属谁有，将“尽占”二字一扫而空，表达效果就更强。
二、叙述反诘，唱叹有情。此诗运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但议论并未明确发出，而运用反诘语气道之。前二句主叙，后二句主议。后二句中又是三句主叙，四句主议。“采得百花”已示“辛苦”之意，“成蜜”二字已具“甜”意。但由于主叙主议不同，末二句有反复之意而无重复之感。本来反诘句的意思只是：为谁甜蜜而自甘辛苦呢？却分成两问：“为谁辛苦”？“为谁甜”？亦反复而不重复。言下辛苦归自己、甜蜜属别人之意甚显。而反复咏叹，使人觉感慨无穷。诗人怜惜之意可掬。
三、寓意遥深，可以两解。此诗抓住蜜蜂特点，不做作，不雕绘，不尚词藻，虽平浅而有思致，使读者能从这则“动物故事”中若有所悟，觉得其中寄有人生感喟。有人说此诗实乃叹世人之劳心于利禄者；有人则认为是借蜜蜂歌颂辛勤的劳动者，而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以无情讽嘲。两种解会似相龃龉，其实皆允。因为“寓言”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为某种说教而设喻，寓意较浅显而确定；另一种是作者怀着浓厚感情观物，使物著上人的色彩，其中也能引出教训，但“寓意”就不那么肤浅和确定。如此诗，大抵作者从蜂的“故事”看到那时苦辛人生的影子，但他只把“故事”写下来，不直接说教或具体比附，创造的形象也就具有较大灵活性。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意义的辛苦人生，与蜂相似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终朝聚敛苦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红楼梦》“好了歌”）；一种是“运锄耕劚侵星起”而“到头禾黍属他人”。这就使得读者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作不同的理解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劳动光荣成为普遍观念，“蜂”越来越成为一种美德的象征，人们在读罗隐这诗的时候，自然更多地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