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在应进士科举前所作的呈现给张籍的行卷诗。前两句渲染典型新婚洞房环境并写新娘一丝不苟地梳妆打扮。后两句写新娘不知自己的打扮能否讨得公婆的欢心，担心地问丈夫她所画的眉毛是否合宜。此诗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籍，以公婆比主考官，借以征求张籍的意见。全诗选材新颖，视角独特，以“入时无”三字为灵魂，将自己能否踏上仕途与新妇紧张不安的心绪作比，寓意自明，令人惊叹。
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乃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从《楚辞》就开始出现并在其后得到发展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此诗也是用这种手法写的。
古代风俗，头一天晚上结婚，第二天清早新妇才拜见公婆。此诗描写的重点，乃是她去拜见之前的心理状态。首句写成婚。洞房，这里指新房。停，安置。停红烛，即让红烛点着，通夜不灭。次句写拜见。由于拜见是一件大事，所以她一早就起了床，在红烛光照中妆扮，等待天亮，好去堂前行礼。这时，她心里不免有点嘀咕，自己的打扮是不是很时髦呢？也就是，能不能讨公婆的喜欢呢？因此，后半便接写她基于这种心情而产生的言行。在用心梳好妆，画好眉之后，还是觉得没有把握，只好问一问身边丈夫的意见了。由于是新娘子，当然带点羞涩，而且，这种想法也不好大声说出，让旁人听到，于是这低声一问，便成为极其合情合理的了。这种写法真是精雕细琢，刻画入微。
仅仅作为“闺意”，这首诗已经是非常完整、优美动人的了，然而作者的本意，在于表达自己作为一名应试举子，在面临关系到自己政治前途的一场考试时所特有的不安和期待。应进士科举，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乃是和女孩儿出嫁一样的终身大事。如果考取了，就有非常广阔的前途，反之，就可能蹭蹬一辈子。这也正如一个女子嫁到人家，如果得到丈夫和公婆的喜爱，她的地位就稳定了，处境就顺当了，否则，日子就很不好过。诗人的比拟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很有典型性。即使如今看来，读者也不能不对他这种一箭双雕的技巧感到惊叹。
朱庆馀呈献的这首诗获得了张籍明确的回答。在《酬朱庆馀》中，他写道：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由于朱的赠诗用比体写成，所以张的答诗也是如此。在这首诗中，他将朱庆馀比作一位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因此，必然受到人们的赞赏，暗示他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
首句写这位姑娘的身分和容貌。她是越州的一位采菱姑娘。这时，她刚刚打扮好，出现在镜湖的湖心，边采菱边唱着歌。次句写她的心情。她当然知道自己长得美艳，光彩照人。但因为爱好的心情过分了，却又沉吟起来。（沉吟，本是沉思吟味之意，引申为暗自忖度、思谋。）朱庆馀是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人，越州多出美女，镜湖则是其地的名胜。所以张籍将他比为越女，而且出现于镜心。这两句是回答朱诗中的后两句，“新妆”与“画眉”相对，“更沉吟”与“入时无”相对。
全诗以“入时无”三字为灵魂。新娘打扮得入不入时，能否讨得公婆欢心，最好先问问新郎，如此精心设问寓意自明，令人惊叹。后半进一步肯定她的才艺出众，说：虽然有许多其他姑娘，身上穿的是齐地（今山东省）出产的贵重丝绸制成的衣服，可是那并不值得人们的看重，反之，这位采菱姑娘的一串珠喉，才真抵得上一万金哩。这是进一步打消朱庆馀“入时无”的顾虑，所以特别以“时人”与之相对。朱的赠诗写得好，张也答得妙，文人相重，酬答俱妙，可谓珠联璧合，千年来传为诗坛佳话。
该作品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 “男才女貌” 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一反传统郎才女貌，才子配佳人的择偶标准，而以“心儿真”，“情儿厚”作为感情的基础，唱出人间最本色最天然的纯真、朴实、无邪的爱情颂歌。
在兰楚芳的笔下，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男才女貌”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是土里土气、没有女性引以为傲的美丽容颜；一个是相貌丑陋，没有男子英俊倜傥的翩翩风度，与我们对于“完美”爱情的预想完全不符！“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显然，自己之村、爱人之丑并未给爱情中的女子造成任何困扰，她坦然承认自己与爱人并不符合世俗“完美”的标准，却更自信地彰显着爱情最核心的价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自然这看似又村又丑的一双爱人在世间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他们超越了世俗的价值，具有洞悉爱情真谛的智慧，在双方村与丑的表象之外，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与深情。所以，这份厚实的幸福只有天上的神仙眷侣才能与之媲美。爱情的主人公没有令世俗艳羡的名誉、地位或财富，甚至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都显得寒酸很多，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却是无法用金钱、权力和容貌得到的真情和幸福。
兰楚芳的《南吕·四块玉·风情》将一段人间的真爱放到当时社会非常态的镜像下作变形的展现，对社会的不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让我们看到在那弥漫着畸形而荒唐的迷雾社会中仍然透出一丝真善美的光亮，也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们注入了继续跋涉的勇气，使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至于完全绝望。若将作品放到整个元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来考量，该作以一个“写丑而显美”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生命真谛独特的理解，也与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具有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的传统相互呼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元散曲这一当时文坛新生的充满着活泼的生命张力的文学样式进行重新评价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这首诗是戎昱的组诗《塞下曲》中的第六首，即 最后一首。其它五首都是五言六句的古诗，这一首是 五言律诗 。此题一作《塞上曲》 ，唐新乐府辞，属 《横吹曲》。
在唐代，边塞诗作很多，或写气候的酷寒，或勾 勒山势的险峻，或渲染战斗的激烈等等，以显征战之 苦。而此诗着重在描写人物，通过刻画一位戍边老将 的形象，表现了经久不息的残酷战争给边塞将士带来 的苦难，寄寓了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
首联“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 ”，点染了边塞紧张的战场气氛，据《汉书·西域传》王先谦补注谓 白草“春兴新苗与诸草无异，冬枯而不萎，性至坚韧”。 白草为北风所凋 ，其风之大，其气之寒，可以想见。 另外《诗经·邶风·北风》有“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北风是象征国家的危乱，所 以此处也指边境形势十分险恶，下句紧接着写外族军 队正在加紧寇边，步步向要塞逼近 ，军情非常紧急。 骎骎，马走得很快的样子 。这两句，把边塞的环境， 沙场的气氛形象生动，显得笔势凌健。虽然边将这个 形象还没有出场，却做足了烘衬和铺垫之功。
中间四句，着力刻画边将的形象，表现其久戍不 归的痛苦心理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铁衣霜 露重，战马岁年深 。”在秋天的夜晚，清冷的月光照 着城楼上的戍边老将，他凝望着秋空中的明月，不禁 想到万里之外的家人，心中涌起一阵凄楚之情。渐渐 地，他的铁衣上凝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他相依为伴 的战马不时发出嘶鸣，似乎也在感叹戍边的岁久年深。 秋月本为寻常之物，但与戍楼联系起来，就暗示出了 边将的思家之念。铁衣是边将随时披戴之物，覆以重 重的霜花，足见边地之苦寒，边将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战马，更是边将不可须臾分的伙伴，连牲口也苦于久 戍边地，更不必说人了。四句诗中，作者选取了与人 物紧密相关的景物、事物，使之不着痕迹地高度融合， 组成形象的画面，而人物的心情，也从画面中自然流 出，收到了感动人心的效果。
这四句诗在句法上也很有特色。前两句诗是两个 名词性词组，中心词是“月”和“心 ”，而读者却可 以从与“心”字相对的“月”中去体味、领悟丰富的 含义，使得诗句极为简练、含蓄。后两句又变换句法， 改为主谓结构 ，重点突出了“铁衣”和“战马”，实 际上突出了对边将形象的塑造 。这种句式上的变化， 既强调了重点，突出了形象，又带来了节奏上的轻重 变化，读来更富节奏感，表现了作者娴熟精湛的技巧。 最后两句，“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是诗人 从边将的形象中自然引发出来的深深的感叹，表达了 对从古至今延绵不断的战争的厌恶。“卢龙塞”，古地 名，三国魏称卢龙郡，在今河北迁安县西。此地形势 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唐置卢龙节度使，以抵御突厥、契丹、回纥的入侵，战火始终未断。作者从月夜 戍楼中的老将，联想到了久远的历史，想到残酷的战 争至今不息，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本诗针 对当时唐帝国对边防的无能，久久不能平息边患，因 而使得将老兵疲，给将士带来了痛苦，具有讽喻作用。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展示老将出场的背景，为人物形 象的出现作铺垫，那么尾联就是在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之后 ，作者对其内心所作的更深层次的解剖和引申， 使思想在形象的基础上得到了自然的升华，从而揭示 出更为深远的意义。首尾两联互相照应 ，互相补充， 互相生发，又使得中间两联所描写的老将的形象更为 生动，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不仅句法富有变化，而且用字也特别凝炼、 准确、形象。动词“凋”字，用以表示北风对白草的 强大威力 ，“飞”字用来说明烟尘的接连不断和弥漫 无际，都极为有力、准确。形容词“重”字、 “深” 字，更具有双重含义 ，不仅写出霜重、年深的情况， 而且进一步表示出边将内心的深重痛苦，十分形象而 又含蓄。前人评价昱的诗“滥觞晚唐 ”，就是指其 遣词造句严整工稳而言，但诗人的“匠心”表现在诗 中却堪称羚羊挂角不着痕迹。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
（1）男子小心翼翼用白茅包好刚打到的獐子，怀着坎坷不安的心情送给心爱的女子，并称女孩就像这白茅一样纯洁美丽。
（2）二人亲热时女孩不好意思让他不要太粗鲁，以免招来人旁观的细节说明两位古代男女青年对待恋爱的方式是自然、直接、主动，对待恋爱的态度是真诚大方，朴实率真，不矫揉造作，女生还带着年轻的娇羞。
（3）獐和鹿，都是古人求亲的时候必备的礼聘之物，诗中引用这獐和鹿含义深刻。
诗经是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礼教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较开放，古代男女对性的态度不像后世般受礼教禁锢，所以男女表达爱情还是比较大胆，直接的。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是人纯真性情的流入，不能言其淫艳、不符礼义廉耻。
《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全诗三段，前两段以叙事者的口吻旁白描绘男女之情，朴实率真。第三段转变叙事角度的描写手法使整首诗情景交融，正面侧面相互掩映，含蓄诱人，赞美了男女之间自然、纯真的爱情。后人鉴赏《野有死麕》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民俗风情及文化背景才不失之偏颇。
《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纯真的情歌，一首在荒烟蔓草的年代，人纯真性情的流淌之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