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月词。
“江南月，清夜满西楼。”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一个天朗气清的秋夜，明亮的月光洒满了西楼。
“云落开时冰吐鉴，浪花深处玉沉钩。”三、四句是说，云堆散开之时，圆月如冰鉴（镜）高悬天宇；浪花绽放深处，缺月似玉钩沉落江心。
前句写天上月，“鉴”写月圆。后句写江中月，“钩”写月缺。本应是“冰鉴”、“玉钩”为词，作者以动词“吐”、“沉”隔开名词词组“冰鉴”、“玉钩”，这样冰、玉状月色的皎洁；鉴、钩描明月的形态。不仅句式上易板为活，有顿挫峭折之妙；而且词意上也用常得奇，颇具匠心。
“圆缺冰时休。”上片结句是说，月升月落，月圆月缺，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上片结句既承接收拢了前两句，又以月圆月何时了的感慨，十分自然的开启了下片，转入一个新的意境。
“星汉迥，风露入新秋。”下片前两句是说，斗转星移，银河迢迢，不觉又是金风玉露的新秋。
“丹桂不知摇落恨，素娥应信别离愁。”这两句是说，月中丹桂四时不谢，它不会因为秋天而凋零；但月中嫦娥离群索居，在无休止的孤寂生活中，肯定体验到了离别的痛苦。“”
丹桂，神话传说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斫之，树创随合（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天咫》）素娥，嫦娥的别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
“天上共悠悠。”末句是说，人间离人和天上嫦娥，都为月缺人分离、月圆而人未圆而黯然神伤。悠悠，忧思绵远的样子。一个“共”字，道出了人间离人和天上嫦娥，都为月缺人分离、月圆人未圆而黯然神伤，收到了“一石击两鸟”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以咏物为主，写景生动，体物精微；在咏物中抒怀，借夜月的圆缺不休，表人事的聚散不定；以嫦娥的知离愁，写出人间的悲欢离合。结句含蓄蕴藉，意境悠远。
李善的《文选》注说，这首诗谢朓本集原题作“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徐勉，字修仁，是谢朓的朋友。昧旦：即黎明、拂晓，语出《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可见时辰约略后于鸡鸣之时（一说“昧旦”应该是在“鸡鸣”之前，天色将明而未明之时，盖昧旦之时仍然“明星有灿”）。新渚，即新亭渚。新亭为东吴时所建，在都城建康的郊外。这是一首纪游诗，原题扼要说明了此诗的创作缘起、具体时间和地点，为鉴赏提供了可靠依据。徐勉先成《昧旦出新亭渚》诗，谢朓此诗是和作。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天才蒙蒙放亮，诗人就已来到城外新亭渚边。当他停车小憩，回望郊外黎明曙光，不禁怦然心动，被一片迷离春色深深吸引住了。因而，发言为诗，一开始便充满了赞叹之情:“宛洛佳遨游，春色满皇州！”宛洛：指宛县和洛县。宛县是南阳郡治所在，汉时有“南都”之称。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二地都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市，所以古人曾有“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古诗·青青陵上柏》）的诗句。皇州，指都城建康。昧旦出游，天色尚昏，是看不到“春色满皇州”景色的，所以，诗人说京城风光充满春色，春日胜景可与汉时繁华古都相媲美，是出于赞叹口吻，是一种心神向往。正是由于“宛洛佳遨游”的雅兴勃发和“春色满皇州”的神奇吸引，诗人才鸡鸣驱车、遨游郊外的。一语既出，闲情雅志，宛然可见。而在章法上，首联则是一种铺垫，暗中交代了出游的目的——娱情遣兴，没有目的的目的。所以，第二联一下子就跳跃到出游途中，大笔勾揽出一幅苍江曙色图。诗人停车东郊，迥望长江，但见东方熹微，黎明曙光在长江上面轻抹了一层苍茫之色。“迥瞰”二字最传神。诗人蓦然回首，苍茫江色猛然摄入胸怀，传达出一种豁然通亮的意蕴。所以，苍江曙色便以其特有的整体形象横亘在诗人眼前，以浑厚的内蕴感染了诗人。浩浩长江，滚滚东流，象征着勃郁而永恒的生命，使画面充满了雄浑和苍茫的色调。
第三联转入京郊晨景描绘。“迥瞰”也许本是偶然的举动，可一下子被吸引住，便索性停车留步，悉心观赏京郊风光了。这个时候，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道霞光洒满江面，远远看去，江水滔滔，波光粼粼，仿佛阳光在水面上泛动着；而青青原草，沐浴着火红的朝霞，在晨光春色中迎风招展，充满着勃勃生机，所以延颈远眺，宛如春日风光浮现在青草绿叶之上一样，煞是可爱。这一联绘景，清鲜明丽，细腻新颖，最富魅力。阳光只有亮感、温感，绝无“动”感，但诗人别具匠心，通过江水泛动的反射，写出“日华”的“动”感来；至于“风光”，本为虚景，不可确指，诗人却通过春草这一具体物象将其准确捕捉住，维妙维肖地显现出来。所以“动”、“浮”二字，措辞细腻传神，笔端流露了无限的赏爱之情。第四联写桃李成蹊，桑榆荫道，虽都有成语在先，但一经纳入诗人郊外游览的独特感受之中，便又觉新鲜可爱。第三联主要写山水自然景色，第四联则着重写农家田园风光。值得注意的是，二、三、四联虽都全力写景，但亦暗寓时间的变化。二联写苍江东流，尚处曙色微明之中；三联写“日华”、“风光”，则初旭东升，不言自明；至四联，已是“桑榆荫道周”，桑榆树影，布满大道，已是红日高照，春满大地了。时间的流程非常明显。这样写来，不但使三联景象各具特色，在细小微妙的差别中显现出独特的面貌来；而且，还暗写出诗人驻足郊外，移时入神的形象，表现了留连春光、热爱自然的情怀。
末联结篇，神韵全在“言归望绿畴”一句上。饱览春光，留连春色，诗人似乎仍不满足，归途遥遥之中，仍不时把目光投向绵延无际的绿畴，洒向一片春色。游览行将结束，而目光仍在延伸，心情仍在留连。游览的结束，意味着诗境的进一步开拓，展示着诗情的进一步深化。正是这种景与情、物与心的反向逆差，使全诗呈现出篇结而意不绝、言有尽而情无穷的风貌，思情邈远，韵味无穷。
此诗剪裁布景甚见功力。谢朓并不像徐勉《昧旦出新亭渚》那样，逐一描写京郊出游的全部过程，而是集中笔力，或大笔涂染，或精工刻划，状写出京郊从东方初白到旭日东升的春日风光，清新悦目，迥不尤人。即景遣兴小诗而采用此法，最适当不过。由此见出谢朓善于取景化境的深厚修养。在写景方面，诗人完全沉浸到京郊春光的良辰美景之中，通篇不着一字抒怀，却在在闪现着无限向往、无限留连之情。使人们在观赏诗美的同时，感受到诗人的那一颗热爱自然的灵秀之心。全诗篇幅短小，对仗工稳，声律考究，显示了“永明体”的鲜明特征。
首句“北湖南埭水漫漫”突出了六朝的故都的典型景色。北湖即玄武湖，南埭即鸡鸣埭，是六朝帝王寻欢作乐的地方。可是经过了改朝换代，同一个“北湖”，同一个“南埭”，过去曾经看过彩舟容与，听过笙歌迭唱，而此时只剩下了汪洋一片。诗人怀着抚今感昔的情绪，把“北湖”“南埭”这两处名胜和漫漫湖水扣合起来写，表现出空虚渺茫之感。第一句“北湖南埭水漫漫”，诗人是把六朝兴废之感融汇到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而第二句“一片降旗百尺竿”，是通过具体事物的特写，形象地表现了六朝王运之终。在此“一片降旗”成为六朝历代王朝末叶的总的象征。“降旗”的典故原来和石头城有关，但诗人写了“降旗”不算，还用“百尺竿”作为进一步的衬托。“降旗”“一片”，分外可嗤；竿高“百尺”，愈见其辱。无论是从“一片”的广度或者是从“百尺”的高度来看历史，六朝中的一些末代封建统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无耻之极，都可想而知了。
第三、四句“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是一个转折，诗人囊括六朝三百年耻辱的历史。从孙吴到陈亡的三百年时间不算太短，但六朝诸代，纷纷更迭，恰好似凌晨残梦，说什么钟山龙蟠，形势险要，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钟山即紫金山。传说诸葛亮看到金陵形势之雄，曾说：“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然而在李商隐看来，三百年间，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曾先后定都于此，全都亡国，可见“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屈复《玉溪生诗意》卷七）。前二句的“北湖”、“南埭”已经为下文的“龙盘”之地伏根，而“一片降旗”偏偏就高高竖起在石头城上，则更证明地险之不足凭了。“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用反问的形式，加强了否定的语气，真是一针见血的快语。这一快语之所以妙，妙在作者是带着形象来判断的。诗人对“龙盘”王气的思考，不但扣合着六朝的山，扣合着历史上的“一片降旗”，还扣合着眼前的漫漫北湖；不但扣合着某一朝代的覆亡，还扣合着三百年沧桑。他的“王气无凭论”，实际上是“三百年间”一场“晓梦”的绝妙的艺术概括。诗作熔写景、议论于一炉，兼有含蓄与明快之胜。诗人巧妙地使典型景象的层层揭示与深切意蕴的层层吐露相结合。他描写了一幅饱经六朝兴废的湖光山色，而隐藏在背后的意蕴，则是“龙盘”之险并不可凭。“水漫漫”是诗人从当今废景来揭示意蕴；“一片降旗”是从历史兴亡来揭示意蕴。“三百年来”则是把“一片降旗”所显示的改朝换代，糅合为“晓梦”一场，浑然无迹，而又作为导势，引出了早已盘旋在诗人心头的感慨“钟山何处有龙盘”的沉着明快之语，形成了诗的高潮。看来“龙盘”无处寻觅，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是如此。
此词是一首怀人之作，其间洋溢着一片柔情。上片描绘秋夜寒寂的景象，下片抒写孤眠愁思的情怀，由景入情，情景交融。
写秋夜景象，作者只抓住秋声和秋色，便很自然地引出秋思。一叶落知天下秋，到了秋天，树叶大都变黄飘落。树叶纷纷飘坠香砌之上，不言秋而知秋。夜，是秋夜。夜寂静，并非说一片阒寂，声还是有的，但是寒声，即秋声。这声音不树间，却来自树间，原来是树上飘来的黄叶坠阶上，沙沙作响。
这里写“纷纷坠叶”，主要是诉诸听觉，借耳朵所听到的沙沙声响，感知到叶坠香阶的。“寒声碎”这三个字，不仅明说这细碎的声响就是坠叶的声音，而且点出这声响是带着寒意的秋声。由沙沙响而感知落叶声，由落叶而感知秋时之声，由秋声而感知寒意。这个“寒”字下得极妙，既是秋寒节候的感受，又是孤寒处境的感受，兼写物境与心境。
“真珠帘卷玉楼空”，空寂的高楼之上，卷起珠帘，观看夜色。这段玉楼观月的描写，感情细腻，色泽绮丽，有花间词人的遗风，更有一股清刚之气。
这里写玉楼之上，将珠帘高高卷起，环视天宇，显得奔放。“天淡声河垂地”，评点家视为佳句，皆因这六个字勾画出秋夜空旷的天宇，实不减杜甫“星垂平野阔”之气势。因为千里共月，最易引起相思之情，以月写相思便成为古诗词常用之意境。“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写的也是这种意境，其声情顿挫，骨力遒劲。珠帘、声河、月色都写得奔放雄壮，深沉激越。
下片以一个“愁”字写酌酒垂泪的愁意，挑灯倚枕的愁态，攒眉揪心的愁容，形态毕肖。古来借酒解忧解愁成了诗词中常咏的题材。范仲淹写酒化为泪，不仅反用其意，而且翻进一层，别出心裁，自出新意。他《苏幕遮》中就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首词里说：“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肠已愁断，酒无由入，虽未到愁肠，已先化泪。比起入肠化泪，又添一折，又进一层，愁更难堪，情更凄切。
自《诗经·关雎》“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出，古诗词便多以卧不安席来表现愁态。范仲淹这里说“残灯明灭枕头欹”，室外月明如昼，室内昏灯如灭，两相映照，自有一种凄然的气氛。枕头欹斜，写出了愁人倚枕对灯寂然凝思神态，这神态比起辗转反侧，更加形象，更加生动。“谙尽孤眠滋味。”由于有前句铺垫，这句独白也十分入情，很富于感人力量。“都来此事”，算来这怀旧之事，是无法回避的，不是心头萦绕，就是眉头攒聚。愁，内为愁肠愁心，外为愁眉愁脸。古人写愁情，设想愁象人体中的“气”，气能行于体内体外，故或写愁由心间转移到眉上，或写由眉间转移到心上。范仲淹这首词则说“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两者兼而有之，比较全面，不失为入情入理的佳句。
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花西，这种隐秘的花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花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