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八句是先写公孙大娘的舞蹈:很久以前有一个公孙大娘,她善舞剑器的名声传遍了四面八方。人山人海似的观众看她的舞蹈都惊讶失色,整个天地好像也在随着她的剑器舞而起伏低昂,无法恢复平静。“霍如羿射九日落”四句,或称为“四如句”,前人解释不一,这大体是描绘公孙舞蹈给杜甫留下的美好印象。羿射九日,可能是形容公孙手持红旗、火炬或剑器作旋转或滚翻式舞蹈动作,好象一个接一个的火球从高而下,满堂旋转;骖龙翔舞,是写公孙翩翩轻举,腾空飞翔;雷霆收怒,是形容舞蹈将近尾声,声势收敛;江海凝光,则写舞蹈完全停止,舞场内外肃静空阔,好象江海风平浪静,水光清澈的情景。
“绛唇珠袖两寂寞”以下六句,突然转到公孙死后剑器舞的沉寂无闻,幸好晚年还有弟子继承了她的才艺。跟着写她的弟子临颍李十二娘在白帝城重舞剑器,还有公孙氏当年神采飞扬的气概。同李十二娘一席谈话,不仅知道她舞技的师传渊源,而且引起了自己抚今思昔的无限感慨。
“先帝侍女八千人”以下六句,笔势又一转折,思想又回到五十年前。回忆开元初年,当时政治清明,国 势强盛,唐玄宗在日理万机之暇,亲自建立了教坊和梨园,亲选乐工,亲教法曲,促成了唐代歌舞艺术的空前繁荣,当时宫廷内和内外教坊的歌舞女乐就有八千人,而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又在八千人中“独出冠时”,号称第一。可是五十年历史变化多大啊!一场安史之乱把大唐帝国的整个天下闹得风尘四起、天昏地黑。唐玄宗当年亲自挑选、亲自培养的成千上万的梨园弟子、歌舞人材,也在这一场浩劫中烟消云散了,如今只有这个残存的教坊艺人李十二娘的舞姿,还在冬天残阳的余光里映出美丽而凄凉的影子。对曾经亲见开元盛世的文艺繁荣,曾经亲见公孙大娘《剑器舞》的老诗人杜甫说来,这是他晚年多么难得的精神安慰,可是又多么地令他黯然神伤啊!这一段是全诗的高潮。善于用最简短的几句话集中概括巨大的历史变化和广阔的社会内容,正是杜诗“沉郁顿挫”的表现。
“金粟堆南木已拱”以下六句,是全诗的尾声。诗人接着上段深沉的感慨,说玄宗已死了六年,在他那金粟山上的陵墓上,树已够双手拱抱了。而自己这个玄宗时代的小臣,却流落在这个草木萧条的白帝城里。末了写别驾府宅里的盛筵,在又一曲急管繁弦的歌舞之后告终了,这时下弦月已经东出了,一种乐极哀来的情绪支配着诗人,他不禁四顾茫茫,百端交集,行不知所往,止不知所居,长满老茧的双足,拖着一个衰老久病的身躯,寒月荒山,踽踽独行。身世的悲凉,就不言而可知了。“转愁疾”三字,是说自己以茧足走山道本来很慢,但在心情沉重之时,却反而怪自己走得太快了。
这首七言歌行自始至终并没有离开公孙大娘师徒和剑器舞,但是从全诗那雄浑的气势,从“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这样力透纸背的诗史之笔,又感到诗人的确是在通过歌舞的事,反映五十年来兴衰治乱的历史。王嗣总评这首诗说:“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杜诗祥注》引《杜臆》)这一段评语,分析全诗的层次、中心,说得相当中肯。但是,他说“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并不符合杜甫本来的思想,杜甫是十分重视和热爱艺术的。
这首诗的艺术风格,既有“浏漓顿挫”的气势节奏,又有“豪荡感激”的感人力量,是七言歌行中沉郁悲壮的杰作。开头八句,富丽而不浮艳,铺排而不呆板。“绛唇珠袖”以下,则随意境之开合,思潮之起伏,语言音节也随之顿挫变化。全诗既不失雄浑完整的美,用字造句又有浑括锤炼的功力。篇幅虽然不太长,包容却相当广大。从乐舞之今昔对比中见五十年的兴衰治乱,没有沉郁顿挫的笔力是写不出来的。
这首诗是诗人过苏州时流连光景之作。作品不仅描摹了苏州的明媚风光,也抒发了诗人达观不羁的情怀。
首联总写苏州风光之明媚爽目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之江南景物特色:“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这两句是说:行舯东出盘门,一片清雅明媚之色,此刻,刚下过一阵细雨,天也放晴了。不说景物如何明媚,而说“刮眼明”,一个“刮”字的妙用,使人具体感受到大地如洗的新美,爽气得沁人肺腑。
首联是写总体感受,颔联承此而写具体景物:“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清风徐来,绿柳依依,宛如舞姿婆娑;春水泱泱,白鹭相随,宛如爱侣为伴,以说它们“俱自得”。近水如镜,既照着城头的雉堞、纹关石,又照着绿杨、白鹭和透行舟,好象要把世上的一切美秀都收于一镜之中;远山葱翠,或如玉簪亭亭,或发如鬟髻对起,似与近水媲美,所以说它们的喜爱。这一联不仅上下句对仗,而且是句中对偶(如“绿杨”对“白鹭”、“近水”对“远山”),这就使得韵致更谐美,画面更生动。这一联显然是从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两句化来,而一经点染,则别有韵致。这联诗还可以说是诗中有画,而且色彩鲜明,风光漪旎,生机盎然,韵味无穷。
处于这样“俱自得”、“皆有情”的环境中,诗人不能不对影自怜而生感慨,于是写出了“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这样语意双关的话。大自然诚然美好,但它既有“盛”,必有“衰”,而这种盛衰又不是主观意志所能主宰得了的,所以说在乎“天意”。“天意在”三字,表面是对造物主而发,实则也是对人世的主宰者而言。这事物的错综颠倒怎能不使人产生“万物盛衰”在“天意”之想。“一身羁苦俗人轻”是对世俗的讽刺。诗人四方漂泊,故曰“羁”;沉沦不僚,不得安闲舒适,故曰“苦”。合观“羁苦”,它兼指羁宦羁旅之苦。世俗之眼,只认荣华富贵,不识道德学问,羁苦之身,白为俗人所轻。诗人被借故劾免之后,曾向欧阳修写信说:“舜钦年将四十,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人,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费衮《梁溪漫志》引)这段话可说是对“一身羁苦”的注脚,也是不畏世欲轻视的自白。
尾联总收一笔:“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无穷好景”回应上边所写美景;“旅棹”回应“羁苦”,表明临去时对苏州的眷恋之情。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一缺陷也可以从这首诗中(尤其是尾联)找到──煞费笔墨议论,而在议论中又缺少形象思维。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中说“苏子美歌行,雄放于圣俞(梅尧臣),轩不羁,如其为人。”其实轩昂不羁的,不只是他和歌行体,像这首律诗,虽以清切闲淡为主,却也散发着俊快不羁之气。诗之佳处,正在于此。
“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这两句先写冬日的阴冷景象并点明诗人的去向。“阴云”可连绵延续“百里”,亦见冬日昏暗无光之极。“覆”字又状尽阴云低垂之态。“雪泥”写初冬的雪易于溶化,落地之后和泥土融成“雪泥”,使路程更为难行。这句诗表面摹写路途雪泥交加的冬景,实则以此灰暗的色调揭示自己离别友人时依恋不舍的压抑心情。由于诗人此番赴兴元入令狐楚幕下,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令狐楚是文宗时的朝廷元老,又是一位有名的骈文家。李商隐第一次谒见他时年仅十六岁。十年来不断得到他的奖掖和资助,以致使李商隐得以迅速成长并考上进士。所以诗中不宜过多渲染消极气氛,故而次句“行人只在雪云西”就显得比较飘洒、轻捷。上句已言“阴云”有百里之阔,现又言诗人只在“雪云西”,故今日虽一时分别,却无须多时即能重新见面。因为兴元只在长安附近,往返极易。这句诗一改前句沉滞的气氛,使诗作的情感顿时转为温馨起来,仿佛是诗人在劝慰友人:你我之间只有一云之隔,无须过度悲伤,来日自有重聚之时。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在这两句诗中,诗人又抒发了自己对亲朋友人的殷殷深情。一方面李商隐对于令狐楚邀其入幕,并且可能导致从此仕途通达,是极感兴趣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亲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弟妹及其他亲朋也是十分眷恋的,因此才拖延了入幕的时间。以上李商隐在对待亲情和仕宦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便是这首诗后两句的创作思想基础。他既为自己能大展宏图而兴奋不已,同时亦情不自禁地沉缅于天伦之乐和友情相聚之中,故人还未到兴元,就在诗中流露出浓厚的乡情了。
这首诗在艺术上可以说很有李商隐初期诗作秾丽挺拔的特色。在叙述离情别意之时,这首诗同其他不少离别诗有较多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叙述离情别意时能够做到豁达而不过于伤感缠绵,同时还杂揉进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显得颇为飘逸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