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题王宰画的诗,原作没有传世,然而由于杜甫熟悉王宰的人品及其作品,通过他的神来之笔,仿佛为后人再现了这幅气势恢宏的山水图,诗情画意,融为一体。
首四句先不谈画,极力赞扬王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他不愿受时间的催迫,仓猝从事,十日五日才画一水一石。只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胸有成竹,意兴所到,才从容不迫地挥毫写画,留下真实的笔迹于人间。这是大家风度,笔墨自然高超。然后诗人进而描写挂在高堂白壁上的昆仑方壶图。极西的昆仑和极东的方壶对举,山岭峰峦,巍峨高耸,由西至东,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纵横错综,蔚为壮观。画面空间非常辽远广阔,构图宏伟,气韵生动,给人以雄奇壮美的感受。“壮哉”一词,表达了诗人观画时的美感体会和由衷的赞叹。此图不是某一山岳的实地写生,而是祖国崇山峻岭在艺术上集中的典型概括,带有中国山水画想象丰富、构图巧妙的特色。
中间五句,杜甫从仄声韵转押平声东、钟韵,用昂扬铿锵的音调描摹画面上的奇伟水势,与巍巍群山相间,笔墨酣畅淋漓。“巴陵洞庭日本东”句中连举三个地名,一气呵成,表现图中江水从洞庭湖的西部起,一直流向日本东部海面,源远流长,一泻千里,波澜壮阔。诗里的地名也不是实指而是泛指,是艺术上的夸张和典型概括。“赤岸水与银河通”和“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凉州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江岸水势浩瀚渺远,连接天际,水天一色,仿佛与银河相通。这里形容水势的壮美,与上面描绘山势的雄奇相呼应,山水一体,相得益彰。“中有云气随飞龙”句,语意出《庄子·逍遥游》:“姑射山有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古书也有“云从龙”的说法。这里指画面上云气迷漫飘忽,云层团团飞动。诗人化虚为实,以云气烘托风势的猛烈,使不易捉摸的风力得以形象地体现出来。笔势自然活泼。在狂风激流中,渔人正急急驾舟驶向岸边躲避,山上树木被掀起洪涛巨浪的暴风吹得低垂俯偃。“山木尽亚洪涛风”,着一“亚”字,便把大风的威力表现得活灵活现。诗人着意渲染风猛、浪高、水急,使整个画面神韵飞动。
以下是介绍这样巨大的艺术魅力产生的原因。诗人进一步评论王宰高超的绘画技巧:“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诗人高度评价王宰山水图在经营位置、构图布局及透视比例等方面旷古未有的技法,在尺幅画面上绘出了万里江山景象。“咫尺应须论万里”,此论亦可看作诗人以极为精炼的诗歌语言概括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特点,富有美学意义。诗人深为这幅山水图的艺术魅力所吸引:“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诗人极赞画的逼真,惊叹道:“不知从哪里弄来锋利的剪刀,把吴淞江水也剪来了!”结尾两句用典,语意相关。相传晋代索靖观赏顾恺之的画,倾倒欲绝,不禁赞叹:“恨不带并州快剪刀来,剪松江半幅练纹归去。”杜甫在这里以索靖自比,以王宰的画和顾恺之的画相提并论,用以赞扬昆仑方壶图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写得含蓄简练。
这首歌行体诗,写得生动活泼,挥洒自如。诗情画意融为一体,让读者不知道何者是诗,何者为画,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读老杜入峡诸诗,奇思百出,便是吴生王宰蜀中山水图。自来题画诗亦惟此老使笔如画。”可见杜甫题画诗历来为人称道,影响很大。
这是本题现存最早的两首。其后才有唐朝张若虚的同题诗《春江花月夜》。杨广此首借题生义,一扫艳媚。黄昏远眺长江岸,暮霭沉沉,江水浩淼。“平不动”是水波不兴。江面平坦宁静,江边春花如火,开得满满当当。他写春夜潮生,江水滔滔。“将月去”,“带星来”将水波激荡,月星交辉的情景写得极宏大,于写景的壮阔中写出了时间的流逝。寥寥四句诗,将春江花月夜收纳其间,绘出一幅江月胜景图。“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缓缓读来,如欣赏清秋月夜之画,风致婉然。此句好在平实,一个“将”字,一个“带”字,都是比较虚的动词,不会破了月明星稀的安稳美感。
如果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相比,可清楚地看出其描写春江花月夜景是受到本篇启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广这首诗在描绘春江花月夜花开景色这方面,具有开先河之功,起了示范之用。诗中一个“满”字写出了花多无隙、簇簇挤挤之状。而“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这佳句描绘了一个绝妙的江流扶明月,潮水拥星光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启发了张若虚的灵感,在他的《春江花月夜》中脱化出:“海上明月”的优美诗句。“潮水”这一意象又启示张若虚在诗中开拓出一个极为阔大的春江意境。
杨广的诗风对后代诗人也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他的诗中佳句,常成为后世诗人模仿之,甚至袭用之,如《诗》(本篇见载于《笔麈》,可能原有诗题):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
诗中的前3句,就被宋代著名词家秦观在名作《满庭芳》词中几乎完全袭用。如其中“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就是袭用的例子。元代著名词家马致远作有一首名词《天净沙·秋思》,其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亦是受上述杨广诗句的影响而化出的。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