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温庭筠组词《菩萨蛮》十四首的第六首，表现思妇在玉楼苦于思忆而梦魂颠倒的情景。综观全词，起两句为入梦，结两句为梦醒，“门外”两句为梦中幻景，“画罗”两句为梦时衬景，从室外写到室内，由梦前写到梦后，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兼有幽深、精绝之美。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首两句点明时间、地点和诗歌主人公的身份。一句“玉楼明月长相忆”，即将全词笼罩在一片离情别绪的氛围之中。柳丝袅娜，正是暮春时节，闺楼中的思妇，在明月之夜，正在苦苦地思忆着远方的离人。楼如白玉，楼外垂柳摇曳，并且在明月朗照之下，景象非常清幽。春风沉醉，这应是春情生发的大好辰光，此景是思妇所见，却教她顿生悔恨之情。“春无力”三字描写春柳柔媚，反衬了主人公相思之久且深，暗示思妇的痛苦不堪、心神恍惚而无可奈何的情态。
“门外草萋萋，送君闻春嘶。”三四句进一步叙述当日送行场面，萋萋的芳草、萧萧的春鸣，是声色的结合，加重了离别的氛围。这应是思妇长久思忆而神魂飘荡中出现的梦境，是思忆当初送别情节在梦境中的再现，此种依依惜别的刹那情景，最是离人梦绕魂牵、永不会忘却的。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过片写眼前事，从室外移至室内，写玉楼中的长夜思念：罗帐上绣有一双金色的翡翠鸟，芳香的蜡烛融为滴滴的蜡泪。这是一个环境幽美．陈设富丽的地方，可“泪”字却已暗示出了女主人公生活中的不幸，而一个“销”字尤见漫漫长夜思妇难眠之孤寂。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最后一句转写梦，似乎矛盾，然矛盾中自有道理。或许在空楼相忆时的词中人本已入梦，并梦见了当时送别的情景，这样更能体现相忆之久。以景铺叙，窗外残红飘落、子规啼血，窗内残梦凄迷、哀思绵绵，此句以“花落子规啼”的凄迷景色，映衬人在梦中的痛苦情怀。
全词描绘了远离人的悠悠行远，闺中人的脉脉多情，无论是“玉楼明月”的幽寂，“柳丝袅娜”的清柔，“画罗金翡翠”的凄迷，还是“花落子规啼”的哀艳，皆是闲闲流转，景真情真，一派自然，读来意味深长。
据《珊瑚网》卷八记载：陆行直《清平乐·重题碧梧苍石图》序中有“候虫凄断，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平流水漫，惊见芦花来雁。可怜瘦损兰成，多情因为卿卿。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一词。词中所言“卿卿”为当时陆之歌伎，才色皆称。此词定稿后关键字句有较大改动。大概是在作者收入词集时，有意为之。原词无非是写一点“花情柳思”，表达出一种风流艳情，而定稿则将艳情转向“愁情”——为国破为家亡而发的感慨致深的悲愁。
上片“候蛩”四句写出秋意：候蛩（即蟋蟀）的哀鸣，西风的衰飒，秋月的清冷，秋江的澄净，无雁的芦花，一幅萧杀的“秋晓图”。以中，人们不难触发出一股悲愤忧愁的“共鸣”来。作者选景立意颇深：写秋寒，不言西风呼啸，而言候蛩凄断；写秋感，不半个愁字，而言芦花盼雁。既含蓄又有美感，表现作者深厚的功力。
下片“沙教”四句，道出无限“秋愁”：“兰成”，南朝梁时诗人廋信的小字，后其被北方政权所俘。“梧叶”，梧桐之叶，其最易引发秋感。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把“秋雨梧桐”作为人世中最易引起愁情悲感的事来写。而晚唐词人“温庭筠”又有“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更为梧叶增添丰厚的感情积淀。而作者言梧叶而写“一枝”，正是更加形象地表现出孤苦潦落，刻划人物情景入木三分。下片短短几句，却把上片所写之景统统升华、提炼成了情语，借廋信之事道出人间道不尽的悲欢离合，借梧叶之孤义表达人世的苍沧。而最后一句“梧叶秋声”又极具概括性和艺术性，又成为盖世佳句。
此词在艺术上是成功的，从选景的巧妙，从言情的深远，都极具特色。其笔调精练，含蓄；其风韵幽雅独特；其意境清空淡远；其情感真切感人。正是由于这样的造诣，张炎的“秋词”可以与宋玉的《九辩》、欧阳修的《秋声赋》并列。
此词是为辛弃疾《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而作的和词。辛弃疾原词主旨是借吴越之争题，发心中愤概，论人间沧桑，议南宋“被西风”“变灭”形势，也流露出辛弃疾当时对朝庭的不满和难以改变现实时悲凉情绪。
姜夔这首词是就西施之事展开，开篇就是一句：一顾倾吴。把美人计的主角西施一顾，致使吴国倾覆事实点破，接着说此人如今不见了，只留眼前生养西施的鉴湖水面上的烟雾。姜夔就此发表议论：吴越之争，犹如一场下棋游戏，把你死我活的战场说成是游戏，这是姜夔为下文埋下伏笔。游戏并非天意，而是人为。文种大夫被杀，岂是功带来的罪。可笑人世间，千年不过是顷刻之间变化。姜夔此刻笔端一转，说我好似游戏疲倦了，夜中泛一舟图个清闲，然而耳边觉得有人呼我。世间就是这样，逝者已逝去，活者就有责任活。无法清闲下来，责任使然。姜夔用“水鸟相呼”喻世间不平静，有责任的人不能平静。“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即是对前面的总结，又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下片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词下片开始仍借古迹述事，进一步宣发议论与感慨。接着又是一笔“笑”字，可这笑无法笑出来，是苦笑，笑得很不痛快。仔细想来，吴越之争当然不是一场游戏。虽然这时辛大将军热情招待词人，派小丛为了解除他的忧伤给他唱歌，并请来山林之中的松风伴奏，有美妙的乐曲，这应是人生快事。按说辛这么高的规格接待姜，应该是姜高兴的事，可是姜夔就是高兴不起来。姜夔千里迢迢从杭州赶来绍兴，不为听音乐，那为什么而来呢？姜夔此词的收拍点明心中所期盼的大事。“更坐待，千岩月落，城头眇眇啼乌。”这是说：我姜夔活在世间都有水鸟相呼，你辛大将军责任重大，用音乐、美味招待我并非我所愿，我姜夔所期盼的是希望你辛大将军领军北伐，我在黑夜里等待你带来大宋朝的黎明时刻，让我听到城头百鸟争鸣。
辛弃疾原词以吴越之争论人间冷暖，世间沧桑，云雨变化在倾刻，称赞范蠡与西施隐居的生活快乐，冷观吴越霸业的消亡，仍有归隐思想。姜夔的词紧贴吴越之争典故，点明西施起到了“一顾倾吴”的作用，历史人物不在，故事存留，活着的人要有责任。姜夔以自己还有“水鸟相呼”，责任在身，力劝辛弃疾要为国家做事，特别是此和词的收拍，让人寻味。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