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度兰舟送客。双鲤沈沈消息。楼外垂杨如此碧。问春来几日。
前度兰舟送客。双鲤沈沈消息。楼外垂杨如此碧。问春来几日。
一、二两句略写游金山寺之情形。“金山楼观何耽耽”，金山楼寺耽耽而立，突兀江中，“中泠南畔石盘沱”（《游金山寺》）者是也。“撞钟击鼓闻淮南”，写寺院晨钟暮鼓，其声远播淮南之地，此二句，总写金山形制规模之盛。金山言毕，笔锋转入与之对峙之焦山。“焦山何有有修竹，采薪汲水僧两三”，与金山之崇阁险石，洪钟大鼓相比，焦山仅有落落修竹，寂寂寺僧。“云霾浪打人迹绝，时有沙户祈春蚕”，沙田由江水冲积而成，肥沃非常，故有农户亦于其上经营农桑。焦山云霾在空，长浪逐空，拍岸击石，环境如此之劣，故而绝少人迹，偶有江上沙户，于此祈求春蚕无灾而已。关于焦山之险，苏辙有《和子瞻》诗，所言甚备。其云：“金山游遍人焦山，舟轻帆急须臾间。涉江已远风浪阔，游人到此皆争还。山头冉冉万竿竹，楼阁不见门长关。”同行诸人登览金山之后皆已回转行程，而诗人留宿金山而不访焦山，心下有惭，故决意独自前往。“赋命穷薄轻江潭”，诗人不惧江潭之险，只自独往，本是豪情所致，反言“赋命穷独”，云己身本贱，不足怜惜。其时诗人直言批评新法，遭毁非议，请求外任，因成此行。诗人深感仕途凶险，故有此一句。
“清晨无风浪自涌”，焦山之险若此，诗人却仅以此七字托出。虽则浪险如此，诗人反而“中流歌啸倚半酣”。舟至中流，正是浪急之所，诗人反而吟啸自若，倚楫半酣。至此，非有如是之豪情，即无以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苏词也。已而舟至焦山，诗人弃舟登岸，老僧惊而下山相迎：实是惊险之地，施主如何来此？惊罢即喜，而相与畅谈。此“老僧”，诗人自注“中江人也”，中江在四川，故此云僧作“巴人谈”。巴即蜀之代称。以下数语即是诗人记老僧所谈内容。老僧久客于此，乡井何方，已然相忘，惟有此青灯古寺相与为伴。“同龛”语出《法帖·褚遂良书》“久弃尘滓，与弥勒同龛”。困倦之时，就眠纸帐，亦感暖意；三餐若饱，食有山蔬亦甘。虽宿简食陋，亦是安之若素。山林之寺，忍饥而卧古亦有之，此虽无田，我亦能饱，故长居此地，并非我心存贪念，实是慕此山林雅趣，有心归隐所致。
末四句是诗人抒其决不弃直以从枉，屈身以事人之志。“展禽虽未三见黜，叔夜自知七不堪”二句用典。《论语》中记载展禽任士师时遭到“二三黜”，有人劝其离开鲁国另觅新君。他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展禽既已三次见黜，而诗人此云“虽未”，是以反其事而用，言下之意为：即便展禽未见黜罢，其正直光明之志亦未有丝毫相异罢。嵇康与山涛同为“竹林七贤”之一，因恶乱世而归隐不仕。后山涛依附司马氏得获高禄，欲举荐嵇康。嵇康因此作了闻名于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信中以戏谑之笔言其于官场有“必不堪者七”。诗人用此典亦明其归隐之意。
末二句即云：我愿谢却簪组，弃官而去。愿此焦山佳处，为我留庵以宿，然诗人终其一生，皆为民请命，直谏不止，故亦仕途艰辛，天地飘零。但其心存高远，出入儒释道之间，故于此浊世存真。全诗于纪游中多抒感慨，自然流利。
这是一首宫怨诗，旨在议论嫔妃宫女的地位和命运，表明妃嫔宫女纵得宠一时，但最终下场和失宠者并无二致。言外之意是警告朋党之辈莫要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首先是开头一句“君恩如水向东流”，此句用流水比君王的恩宠，构思极巧妙。流水，则流动不定。君王的恩宠既如流水流动不定，宫女之得宠失宠也随之变化不定。今日君恩流来，明日又会流去，宫女今日得宠，明日又会失宠。一旦失宠，君恩就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无论失宠得宠，等待她们的未来都是不幸。这就逼出了第二句诗句“得宠忧移失宠愁”，此句直接点出宫女的忧愁心情：得宠时候害怕君王感情变化，恩宠转换，而失宠时又愁肠欲断，悲苦难言。所以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宫女妃嫔都得惶惶不可终日，清晰地刻画出宫女患得患失以及矛盾痛苦的心理。句中叠用“宠”字，正说明君王的恩宠对宫女的关系重要。因为宫女的命运，完全操在君王手里。
后两句承接第二句，以失宠者的口吻警告得宠者。“莫向樽前奏花落"一句，喻指伴侍君王宴饮作乐。此处的”花落"借用江淹的《拟班婕妤咏扇》的典故，语含双关，既指曲名，又暗指下一句的花被凉风吹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凉风不远，最终下场都是一样的，借此典故来抒发己见，警告得宠者，君王之恩宠都是难以维持的。
整体看来，这首诗通篇都用了议论。由于比喻、双关运用得极其巧妙，诗人描写的时候在议论中含着形象，所以令人读来意味深长，比起明白直说更显得含蕴有味。纪晓岚称此诗“怨诽之极而不失优柔唱叹之妙”（《李义山诗集辑评》），正是道出了此诗含蓄的特点。
李商隐的诗就是这样，理解它的典故寓托，能披文揽胜，不理解同样也能领略了其诗的文辞意境之美。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