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所处的盛唐时代，在繁华的外衣下隐藏着政治危机：奸邪小人把持朝廷大权，纨绔子弟凭着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甚至连一些斗鸡走狗之徒也得到了君王的恩宠，身价倍增，飞扬跋扈；才俊之士却屈居下层，无人赏识。而“读书三十年”的儒生，却“腰下无尺组”，“一生自穷苦”。
王维以这首诗来借咏西施，以喻为人。《西施咏》取材于历史人物，借古讽今。诗人借西施“朝贱夕贵”，而浣纱同伴中仅她一人命运发生改变的经历，悲叹世态炎凉，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感慨；借世人只见显贵时的西施之美，表达对势利小人的嘲讽；借“朝为越溪女”的西施“暮作吴宫妃”后的骄纵，讥讽那些由于偶然机遇受到恩宠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借效颦的东施，劝告世人不要为了博取别人赏识而故作姿态，弄巧成拙。
诗的开首四句，写西施有艳丽的姿色，终不能久处低微。次六句写西施一旦得到君王宠爱，就身价百倍。末了四句写姿色太差者，想效颦西施是不自量力。语虽浅显，寓意深刻。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写尽炎凉人眼界，不为题缚，乃臻斯诣。”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
这是组诗《竹枝词九首》的最后一首。这首诗是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它不是一般的模山范水，不是着力于表现山水的容态精神，而是从中发掘出一种比自然美更为可贵的劳动的美，创造力的美。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开头用一个“山”字领起，一下子把诗人面对春山、观赏山景的形象勾画出来了。俗谚说：“桃花开，李花败。”一般是李花先开，桃花后开。现在桃花、李花同时盛开，这是山地气候不齐所特有的景象。“层层”状桃李花的繁茂与普遍。此山彼山，触处皆是。那种色彩绚烂、满山飘香的景象可以想见。次句由景及人。“云间”形容山顶之高。诗人遥望山顶，在花木掩映之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他推断，这一定是村民聚居之处。“是人家”三字是诗人注意力的归着点。“是”字下得醒豁，表明诗人探寻的目光越过满山的桃李，透过山顶的云雾，终于找到了绣出这满山春色的主人的所在，美是由人创造的。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以下即转为富有地方色彩的山村居民的劳动场景的描画。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两句写山村居民热气腾腾的劳动生活。挎着长刀、戴着短笠的男人们根据传统的办法前去放火烧荒，准备播种；戴着饰物的青年妇女们下山担水，准备做饭。在这里，作者运用了两种修辞手法。一、借代。用“银钏金钗”借代青年妇女，用“长刀短笠”借代壮年男子，正好捕捉了山民男女形象的特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二、对仗。不仅上下两句相对，而且还采用了句中自为对（即当句对）的办法，把语言锤打得十分凝炼。
全诗短短四句，每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图，孤立起来看，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合起来看，恰好构成一个完满的艺术整体。由满山的桃李花引出山村人家，又由山村人家引出劳动男女戮力春耕的情景，全诗至此戛然而止，而把妇女们负水对歌、烧畲时火光烛天以及秋后满山金黄等情景统统留给读者去想象，画面的转接与安排极有理致。诗中没有直接发出赞美，但那种与劳动生活的旋律十分合拍的轻快的节奏，那种着力描绘创造力之美的艺术构思，都隐隐透露出诗人欣喜愉快的心情和对劳动生活的赞叹。刘禹锡贬谪巴山楚水之时，接近了人民，南国的风土人情，激荡了他的诗情，丰富和提高了他的艺术情趣，使他在美的探索中扩大了视野，在审美鉴赏力和表现力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这三首小令都专门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即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
这三首小令所写重点不同，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组诗。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了整体象征的创作方法。象征是人们常用的艺术方法，如有人用狮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鸽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斗象征人生拼搏等。毛泽东在此则用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形象，通过他的精巧艺术构思，让象征者与被象征者在气势、气概、精神、气质诸方面，获得了内在联系。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三首各写出一个侧面、一个特点，表面上处处写山，写山峦姿态，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实际上是处处借山象征红军，通过咏山来歌颂红军。
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意境磅礴、壮观、豪迈；夸张、比喻、象征、衬托、赞叹、抒情、寄意并举；同调重奏复沓、往复旋还，节奏紧凑，回肠荡气，非同凡响。
第一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气概。毛泽东引了一首民谣作为原注，那民谣正是极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仅仅“离天三尺三”，因此“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红军在这样的高山面前，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里的“快”字是状写马的行进速度的，马在如此高山面前毫无畏色，没有止步。依旧快速前进；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则更神气了，居然还要加劲扬鞭催快马，因而人、马都飞驰而过。未下鞍，一是说红军的马过时没有卸鞍，一反民谣所说的“马过要下鞍”的习惯；二是说红军过时没有下马，当然也不会低头，一反民谣所说的“人过要低头”的习惯；那么，无疑是高山低头了。同样险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马面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便富于神奇性地反衬了红军足以征服一切艰难险阻而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幽默，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自豪的神情。“离天三尺三”并非实数，而是夸张，用夸张笔法极写山之高峻，从而反衬、烘托红军飞驰过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红军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和实现战略转移的急迫心情。
第二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雄伟、豪迈的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连天排空，汹涌澎湃。接着，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诗圣杜甫在《病橘》中用过“奔腾”一词：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即飞奔急驰之意。毛泽东再加一“急”字，则其快如飞之速度已达极点。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这样，毛泽东连用两个比喻，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千山万岭的磅礴、雄伟的气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构思中，山的雄姿与红军的雄姿是相对应的，写山就是为着写红军。群山万岭的雄伟气魄，正可见红军的伟大气魄。群山万岭正是红军历经之地，因此人们既可想见红军在那里急速进军的英雄姿态，也可想见红军在那里的战斗姿态和激战场面，从而使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红军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第三首写的是山的峻峭。作者用夸张与想象写出奇峰凸起的壮观景象。他用“刺破青天”的宝剑形容山的峭拔陡直，这把锋利的“宝剑”把天都刺破了，可是锋刃一点也没有残破。山的峭立与峭锐被诗人刻画得力透纸背，在古往今来写山的诗句中，可谓无与伦比，石破天惊。而最后一句的想象更是神奇，让人联想到女娲补天的神话：“共工氏与颛顼氏争为帝，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缺，断鳌足以立四极。”神话中的天柱支撑起天空，诗人引用其意，说被刺破的青天仿佛要掉下来，幸亏这些山像坚挺的柱子支撑起天空，使之不致坠落，从而表现出山的雄伟、坚实。与上两首词相同，对山的描写让人自然地联想到与山一样顶天立地、坚强挺拔的红军战士。英勇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就像这直插云霄的利剑，又像这擎天的石柱，坚不可摧，给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的这三首小令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云贵山峦的气势形貌。它们各自独立，但又互相补充，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诗人用如此气势磅礴的笔法来写小令，这在词的创作史中前无古人。南宋词坛豪放派的领袖辛弃疾曾经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用山的矫健妩媚来写自己的个性品格。这种散文化的写法已经是对传统本色词的突破，而千载之后的伟人毛泽东则更为大胆地运用比喻想象的手法，使用气势磅礴的语言，写出了一种具有崭新面貌的小令。虽然宋末的风雅派词人张炎曾说，“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乃佳”（《乐府指迷》），强调的是小令的含蓄蕴藉，意在言外，只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魄胸襟，才能创作出如此大气磅礴的小令，可以说是大手笔、大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