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第一首诗着力描写乡里生活的萧散自得。几间茅屋的水边小村,杨柳扶疏,门窗尽绿。渡口有人在唤渡。虽然时值黄昏,唤渡人却仍不慌不忙,披蓑戴笠站在烟雨之中,不顾浑身湿透。景物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前两句,纯用景物写生方法;后两句,才点出了人物,传出了声音,但画面却显得更为静谧。哪怕是连连传来的唤渡声,也只不过像是扔到浩淼的湖水里的小石子,只能在湖面上掀起几小圈涟漪,并没有打破静谧。
第二首诗着力渲染山林风光的天然幽趣。一缕炊烟,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发现了掩映在竹林深处的村庄。村子里的人家,在潇潇细雨中深闭着门户。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几声悦耳的鸟鸣;在高高的老树林里,藤萝缠绕,一片昏暗。这一句乃化用杜甫《白帝》“古木苍藤日月昏”句。第一首还写到人声,第二首则只有鸟语;第一首还只是向往一种静谧的乡居生活,第二首则进一步追求一个桃花源式的世界。虽然两首诗写的都是黄昏烟雨,但后一首显得更为幽寂,更为窈蔼迷蒙。
孙觌的为人,实在是至不足道。纪昀说:“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两首诗质量较高,颇类王安石晚年绝句,因此不能因人废言。
辛派词人素以豪放闻名。刘克庄词,尤以豪放见长,不写儿女情长,晓风残月。但刘克庄也写婉约词,而且糅豪放于婉约之中,更见其独具一格的豪放。这首《卜算子》即是如此,用比兴手法,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词人才不见用的凄楚情怀。
上片先写花的可爱。起首一韵为花描态绘色:片片花瓣儿宛如蝴蝶轻盈的翅膀;点点花朵儿猩红如染,那么鲜艳娇美。上句写花之态,从花瓣儿着墨,因花瓣儿薄,故云“轻”;下句写花之色从整个花朵儿落笔,海棠花朵儿个小,所以在写花之色的同时再著一“小”字,并补足上文“轻”字。两句同一写花,而角度各异,为下句“百种千般巧”伏笔。而“片片”又见花瓣儿之多,“点点”又见花朵儿之密,为下片换头句“朝见树头繁”埋下伏笔。歇拍一韵旨在写花的可爱,可词人偏不直说,而是以揣度的口吻插入一句议论,用“道是天公不惜花”衬起,然后再说出花的“百种千般巧”。这样写,不仅沉着有力,使行文不板;而且,由于引进了“天公”即自然界的主宰“天老爷”丰富了全词的含蕴,突出了作者创作本词的寓意,很耐人寻味。歇拍句的“百种千般巧”,当然包括上文所说的姿致轻盈、体态娇小、色彩鲜艳,但细味“巧”字,又分明包含着花的气韵美和内在美。只有形貌和气韵、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含蕴配合相宜、谐和一致,方可谓之“巧”,谓之美。
下片写花被“雨洗风吹了”的惋惜之情。上片极写花的可爱,这是为下片写花被雨打风吹去作铺垫。所以过片一韵便说:“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这里,“繁”、“少”对写,“朝”、“暮”对提,不仅见花事变化之遽,亦且见词人对花事的关心。从中我们可以想见“爱花成癖”的词人秉烛逐枝察看的忧惧情态,这一韵不似上片起首一韵,似对非对,却极有韵致,一段惜花情思宛然若揭。
最后一韵乃全词的核心所在,但词人也不直说,而先用“道是天公果惜花”句衬起,然后再说出花事被“雨洗风吹了”的可悲现实。这话也很发人深思,同样具有一种哲理性味道,因为同上片歇拍一韵所说,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上片的“道是”句是扬,这里的“道是”句是抑,欲抑先扬,抑扬之间,流露出词人对天老爷任凭风雨摧残花事的不满。
这是一首别具风味的药名闺情词。词中以深挚的感情和浅近的语言,别具一格、匠心独运地妙用一连串药名,通过闺中人以书信向客居在外的夫君倾诉相思之情的情节,抒写了闺中人思念远人的款款深情。
词的上片通过闺中人书信难表相思之深的描写,抒写她对丈夫的深情厚意。
“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檀郎读。”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自从与夫君离别以后,思念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笺,无法写尽我要倾诉的思情。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
“参商”,指参、商二星。参星在西,商星(即辰星)在东,此出彼没,永不相见,比喻双方隔绝。“檀郎”,是美男子的代称;此指闺中人的丈夫。“苦参商”三字极为传神,谓因夫妻离别、隔如参商而苦恨不已。这正好说明闺中人为什么“相思意已深”而“白纸书难足了”。
上阕写书信难表相思之深,以见闺中人的浓情蜜意。其中“相思”、“意已(薏苡)”、“白纸(芷)”、“苦参”、“朗读(狼毒)”均为药名。
过片“记得约当归”前添上“分明”二字,更显出分手时的相约印象甚深。“分明”二句,写闺中人回忆当日分手时的情景:她一再叮嘱丈夫,最迟不要超过樱桃红熟时(指夏季)回家。但她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却她终不见心上人回来。于是,她不禁爱怨交织地问道:“现连菊花都开了(指秋天),为什么还不回来呢?”这四句一气呵成,情味深长,含蕴不尽,可看作是信中内容的延续,也可看作是信外的心底思忖。
词的下片,以怨詈口气,进一步抒写闺中人怀念远人的情怀;结尾出以反问,更显思念之深切。词中使用的药名,有“当归”、“远至(志)”、“樱桃”、“菊花”、“回乡(茴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