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刘禹锡写给曹璩的。从诗题“送曹璩归越中旧隐”上看，曹璩是“越中人”，在越中原有隐居地，具体地说是在会稽。刘禹锡出生在浙江嘉兴，直到20岁之前去长安。曹璩和刘禹锡，或许原本就认识，“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是难得的他乡遇故知；或许有亲朋好友为之牵线搭桥，故后有“剡中若问连州事”之句。当然这两者并不矛盾。从这首诗近3百字的引来看，曹璩好名，先是用“遍干诸侯”的方式以求之，但没有结果，于是想隐居名山来沽名钓誉，刘禹锡用“在己不在山”开导曹璩，于是曹璩就留下来，拜刘禹锡为师。曹璩绝对是聪明人，“居三时，而功倍一岁”说明他九个月时间在刘禹锡指导下读书很有成效。到了11月，曹璩准备回会稽归隐，并说他已经知道了，读书才是求名之道。并请刘禹锡赠诗给他。于是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送给曹璩，其目的还是“以鉴其志”。
刘禹锡写这首诗并没有以导师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勉励曹璩要好好学习，而完全是以故乡知己的位置和曹璩亲切交谈，而他的用心则隐含在诗里面。这首诗大致有三个内容，前四句是说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十多年贬谪在偏远地区，以及孜孜不倦地读书。中二句是则是对曹璩的勉励，也是对曹璩归隐读书的祝愿。末两句说回去后遇到故乡的亲朋好友替他报个平安。这是从送别意义上说的。
首联“行尽潇湘万里余，少逢知己忆吾庐”说自己贬在潇湘一带，到过很多地方。这是从他贬到郎州算起。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于永贞元年（805）九月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还未到任，途中就改为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从此开始了他在潇湘一带漫长的贬谪生活。十年后，即元和十年（815）春回到京城，三月又贬为连州刺史，同年六月抵任所，直到元和十四年秋丁母忧离任。刘禹锡首贬朗州，在湘之最北，次迁连州，时为湘之极南，故谓“行尽潇湘”。但是在偏远的潇湘之地，他很少遇到故乡来的知己。刘禹锡《元日感怀》：“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也说明他初来连州时人地生疏的情况。因此，刘禹锡对曹璩的到来还是很兴奋的，他乡遇故知，而且曹璩本身还是个聪明好学之士。“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终于遇到了的意思。“吾庐”一词出于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在这里代指家乡。
在寂寞的贬谪生活中，刘禹锡唯一可做的就是读书。“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写的就是刘禹锡在简陋的住所挑灯夜读的情形。陆游《暮春》“数间茅屋镜湖滨，万卷藏书不救贫”显然对刘禹锡这首诗有所借鉴。所谓“闲”者，即州司马为闲职也。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说得很直白：“案《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刘禹锡是员外司马同正员，则例尤不得参闻公事，虽无官舍可居，然有读书为文之暇。刘禹锡晚年作《刘氏集略说》，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这里也有以现身说法鼓励曹璩继续苦读，探求学问之意。
“地远何当随计吏，策成终自诣公车。”这里用了两个典故。《汉书·朱买臣传》：“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朱买臣有过这段随计吏去长安的经历，后来就用做求取功名的典故。《汉书·成帝纪》：“建始三年成谛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腾将览焉。”这是“诣公车”指贤者被荐入京公车待诏的典故。这两句诗勉励曹璩静心读书，不要急于求成，学成后自然会被征召，功到自然成。
“剡中若问连州事，惟有千山画不如。”这里的“剡中、连州”均是语带三关之词，既指地指人也指事，“剡中”可解为“我在剡中的友人”。“连州”则指自己在连州之事。我觉得，“剡中若问连州事”颇有点像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句。刘禹锡说这句话，是对连州山水的赞美，也是对故乡亲友的安慰。唐时的连州虽然偏远荒凉，但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在刘禹锡之前，诗人元结曾经在连州住过。元结把这里的一个湖泊命名为海阳湖。湖畔有飞练瀑、月窟等胜景。刘禹锡来连州后就在海阳湖畔建筑了一个亭子，称为吏隐亭。公余之暇，他就在吏隐亭上眺望四周景色。那萦纤曲折的溪流，覆盖水面的花草，洁白如练的飞澡，断虹似的带桥，加上和谐悦耳的松涛，使诗人感到心旷神怡，暂时忘掉了谪官的苦闷。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第一首词中，作者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白居易用的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一幅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
这首词写江南春色，首句“江南好”，以一个既浅切又圆活的“好”字，摄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而作者的赞颂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同时，唯因“好”之已甚，方能“忆”之不休，因此，此句又已暗逗结句“能不忆江南”，并与之相关阖。次句“风景旧曾谙”，点明江南风景之“好”，并非得之传闻，而是作者出牧杭州时的亲身体验与亲身感受。这就既落实了“好”字，又照应了“忆”字，不失为勾通一篇意脉的精彩笔墨。三、四两句对江南之“好”进行形象化的演绎，突出渲染江花、江水红绿相映的明艳色彩，给人以光彩夺目的强烈印象。其中，既有同色间的相互烘托，又有异色间的相互映衬，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着色的技巧。篇末，以“能不忆江南”收束全词，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第二首词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领起，前三字“江南忆”和第一首词的最后三字“忆江南”勾连，形成词意的连续性。后五字“最忆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爱的一个江南城市。如果说第一首词像画家从鸟瞰的角度大笔挥洒而成的江南春意图，那么，第二首词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画作了。
第三首词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写到歌舞生活，因而许多选本都不介绍它。其实它在写法上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的。前两首词虽然也写到人，但主要还是写景。第三首点到吴宫，但主要却是写人，写苏州的歌舞伎和词人自己。从整体上看，意境的变化使连章体词显得变化多姿，丰富多彩。
吴酒一杯春竹叶一句，一来，竹叶是为了与下句的芙蓉对偶，二来，“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并非一定是指竹叶青酒，而是指能带来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诗里就有“瓮头竹叶经春熟”的说法，唐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文人大多爱酒，白居易应该也不例外，喝着吴酒，观“吴娃双舞”犹如醉酒芙蓉的舞姿。“娃”，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白居易这样写，就是出于对西施这位绝代佳人的联想。作者不是纵情声色的人，他欣赏的是吴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回到洛阳后说：“早晚复相逢。”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能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