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系以书信格式入词,十分别致。“季子平安否?”写信先须问对方安好,这首句正是问安口气。不过用“季子”二字却有深意。这里用“季子”二字既切合吴兆骞的姓氏,又使入联想其才德,而且还表明吴地人。(一说,吴兆骞有二兄,季子言其排行。)拿吴季子比吴兆骞,其人才德令人钦佩,而却受了这种冤枉,就更令人同情。所以五个字看似寻常,实则有力地领起全篇。“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这是用假设语句极力同情吴兆骞的痛苦经历。即使现在就能回到家乡,这段经历中的千难万苦,又那堪回想。何况现在没有归来,还在经受着这些不堪回首的痛苦。“行路悠悠准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这是就不堪回首的痛苦中特别提出充军关外的遭遇,没有谁能加以安慰,家庭又是如此困难——母老家贫子幼。过去的一切欢乐都无影无踪,“记不起、从前杯酒”。朋友的文酒之会,杯酒相欢,不要说现在没有了,就连过去的记忆也消失了,令人伤心。“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搏人”,这是含蓄地为吴兆骞鸣不平。“魑魅搏人”,比喻坏人以卑劣的手段陷害人。杜甫诗:“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这里用杜意,就是说,君子总要吃小人的亏。应该提出的是清代文字狱频繁,士人往住转喉触讳。吴兆骞是朝廷谪戍的,既要同情兆骞,又要回避触犯朝廷,只能笼统地这样解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大胆的了。“冰与雪,周旋久。”这是切题中宁古塔的特点。塞外苦寒,作者此时在京师风雪之中,想象好友塞外,只能与冰雪周旋,而一过就是多年,定令人难受。这上片痛快淋漓地为吴兆骞的痛苦倾诉,下片一转变成多方安慰开脱,希望他不要为痛苦所摧垮。
汉时王章夫妻牛衣对泣的事,作者反用为“泪哀莫滴牛衣透”,劝也不要过分伤心,原因何在,“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没有几家能够骨肉团聚,吴兆骞虽远在关外,却还能牛农对泣,骨肉一处,这是骨肉分散的还好些。再说红颜命薄,古今一辙,有才往往命途多舛。这样退一步想,也就得些宽慰。但劝慰要有分寸,只能说到这地步,笔锋一转又为他难受:“只绝塞、苦寒难受。”这和上片结尾“冰与雪,周旋久”相呼应。“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化用春秋后期申包胥立誓救楚和燕太子丹质于秦而后得归的典故,作者把它们巧妙地组织在一起,表示不管多大困准,一定要像申包胥那样尽力救他回来。沉痛感人。“置此札,君怀袖”:这封信请你保存。就是凭证。这几句表现死生不愉的友情,感人肺腑,催入泪下。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这组诗是借乐府之名有感而发的议论诗,洋溢着豪迈博大的爱国热情,格调高亢,气魄宏大,呈现出一种雄浑的意境。几处用典似信手拈来,自然朴素,与真挚的爱国情感相得益彰。
组诗中的第一首诗塑造了一位英勇无敌的万军形象,同时借古讽今,抨击了朝廷的投降政策。诗一开头便推出一组激动人心的近景镜头:军营之门旗帜高扬,枪戟林立。在威严的鼓角声中,战败的匈奴不断前来投降。他们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汉军万领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受降台上,代表朝廷接受敌军的降书。这是诗人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场面,是在边战长河中拦腰截取的一个断面。这个“频纳受降书”的胜利结局,足以启示读者想象整个艰苦的鏖战过程,想象汉军万士佩刀横剑、奋力杀敌的壮烈情景。“一剑横行万里馀”是对人物的“特写”。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锐不可当,杀得敌人纷纷溃逃。寥寥七字,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一位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三、四句,诗人从描写战争一下宕开,转而对历史发出深沉的叹惋:汉高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竟慑于匈奴的强大而采纳娄敬的和亲政策,万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显然,诗人在这里不是要评议历史,而是借古讽今,有感而发。戴叔伦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唐代社会大转折时期,此时唐王朝拥有的广阔疆域已丧失过半,阴山、燕山以北为回纥所有,陇山、岐山以西为吐蕃所占,大渡河以南为南诏所据。唐王朝统治者并未痛思教训,奋力抵抗,反而采取退让政策,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就万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顿莫贺。当然,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安全边境所采用的和亲政策不能简单否定,但最高统治者以此作为战败的退路,却令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所不容。因此,诗人在诗中对此表示痛心和鄙视。同此诗前两句对边战的描写相对比,诗人的褒贬爱憎是相当鲜明的。
第二首诗直陈胸臆,歌颂守土抗敌的英雄行动,抒发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格调很高,一派豪气。诗的前两句是对边防万士抗敌守土行动的热情礼赞。起句就不凡,写出了唐军的巨大声势。“汉家旌帜”,极写军容的严整,旗帜的鲜明,斗志的旺盛,有了这样的队伍戍边御敌,哪有不胜之理?“满阴山”三字,既点明了战争发生的地点,又表现了唐军漫山遍野,锐不可当。正因为唐军占了优势,才有消灭一切来犯敌人的决心,才发出“不遣胡儿匹马还”的豪言壮语。阴山是唐代西北边防重地,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万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的诗句,都是说祖国边境绝不允许侵略者越过半步,倘若有人斗胆来犯,定会叫他有来无回。对于狡猾而又强悍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否则还会不时地进行侵扰,后患无穷,所以古代就有“匹马只轮无反者”的战役。这两句是从总体上写唐军戍边御敌的战斗,目的是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诗的后两句从个体上写唐军的誓言与决心。“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是每个戍边万士发自肺腑的声音。这里的“长”字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写出了万士永远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正是因为万士们有了这样的爱国之心,才发出“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样不可动摇的豪壮誓言。“何须生入玉门关”用的是东汉名万班超的典故。班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当地各族人民,晚年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诗反其意而用之,并无贬低班超之意,而是借此表达慷慨献身、立志报国的坚定信念,是对典故的活用。这两句和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等一些写爱国的诗句是一脉相承的,充分表现了戍边万士的豪迈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
“摇落”四句谓草木摇落,一年的时光将尽,引起客愁。羁留异乡,心念妻子。“古木”四句写巫峡秋夜摇落清寥之境。“结爱”四句写家室团聚和在朝为官的不可能。“滩激”四句写巫峡之景,抒发羁留之情。这首诗善用起兴,将羁旅、思亲、宦游等种种情感融入萧瑟的秋景之中,使之情景交融,内蕴丰厚。
“摇落伤年日,羁留念远心”点题,写明季节心态时在秋季,萧瑟摇落,为岁月之消逝而悲伤,为思恋家室而悲伤。大中元年(847)秋,李商隐《念远》:“关山正摇落,天地共登临。”景残岁暮,身世飘零,正是心灵需要温暖与慰藉的时刻,故此情此景最能诱发诗人对远方爱人的思念。“水亭吟断续,月幌梦飞沉”从对方入手,承“念远心”,遥想对方也因怀念远人而水亭吟诗、月幌寻梦情景。
再回到自身,“古木含风久,疏萤怯露深。人闲始遥夜,地迥更清砧”渲染了冷落、清寂的现场氛围,以孤独瑟缩之情境加重思念之殷。其中,“古木”二句,描绘深秋景色,补足“摇落”的意境。“人闲”二句,描绘夜人静景色,补足“羁留”意境。
“结爱曾伤晚,端忧复至今。未谙沧海路,何处玉山岑”则直抒感慨,将伉俪深情与坎坷生涯结合在一起。“结爱伤晚”,可见感情之深厚,按理更应珍惜这终相厮守的时光,不分不散,可仕途淹蹇,长安居难,诗人不得不抛妻别子,天涯游幕。辗转至今,帝京宫阙,仍如海上蓬莱、昆仑玉山,寻求无路。“端忧”既有远别相思之忧,更有身世飘零之忧。
“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阴”点明当时滞留地点,并以江水湍急,日暮阴云屯积,来衬托诗人处境的阴暗和心情的沉郁。最后两句诗人再将笔触转到对方作结,遥想妻子此时因伤离怀远而洒泪沾巾,其哀伤当不减去年临别之际,进一步点明念远思内之意。写对方也即是写自己,写自己的伤感、思念与孤凄。
词的上片写行舟过湘水的情景。开头“濯足”二句即用屈原作品的词语,又非常切合舟行途中情景。首句见《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次句见《楚辞·九歌·少司命》:“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但“北风凉”出自《诗经·邶风·北风》“北风其凉”。“濯足夜滩急”二句,既写驾舟远行者的表象动态,又借以抒发自己高洁的情怀,并且贯穿全篇。从濯足到晞发的意象,显示出词人胸怀的高洁脱俗。“吴山”二句承上则抒发词人渴望到潇湘的心愿。“买山扁舟”三句,进一步展示想象与现实相结合的美好机遇。“六月下沧浪”,既点明了时间,又借指湘江并与上文潇湘呼应。”天公付我”,从表象上看,大概是写天公为我作美,其实,词人此刻的心绪是异常复杂的,透过这幽默诙谐的词语,读者可以体察到词人埋藏于内心的人生苦涩滋味。“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词人转换视角,采用两个不同层次景色来展现蕴含着的奥秘。前句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的,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后者运用《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水云乡为隐者所居。这种多视角的审美情趣既是对屈原身处浊世而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的赞美,又是借以自喻而显露出豁达自适的心情。
下片即景抒情。作者荡舟湘江,脑海里浮现出屈原的形象。屈原那种忠愤忧国的情操,精美多姿的诗句,撼动着词人的心扉。于是词人情不自禁地运用《楚辞》中的诗句注入渊篇,而落笔灵活自然,别开生面。“制荷衣”三句,承上启下,虽然词人运用《楚辞》成语,但思维意识已超越时空而带有飘飘欲仙的幻觉。“湘妃起舞一笑”二句,由撷取成句到感情升华,由丰富的联想而产生飞动的意象。这里既写“湘妃起舞”的场面,又有“抚瑟奏清商”的舞曲。“紧接着”唤起“三句以崇敬的心情颂扬屈原的伟大品格及其作品不朽的艺术价值。“结末”莫遣“二句用典。这里词人从幻想的画面中返回到现实的境界,寓怨愤于欢乐中,余韵不尽。
词中不仅变换奇横,富有浪漫色彩,而且表达宛转曲折。全篇运化屈赋诗句和意象,将湘水人文典故、神话传说与屈原文字融为一体,浑化组合,构成虚幻、空灵、高洁、纯美的意境,寄寓词人由忠愤而转换为洒脱超旷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