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中国古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诗歌，其中咏史诗所占的比例不大；而在咏史诗中，写战争而且令人过目难忘的，比例就更小。而严遂成这首七律，写的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多的五代的一次典型战役。三垂冈之战，使李存勖最终占有上党，把三晋大地作为稳固后方，进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
这首诗不仅以战争为题材，而且写了父子两代英雄。唐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李克用从代北沙陀族少数民族中崛起，一生征伐，创立了"连城犹拥晋山河"的基业。在他身后，李存勖父死子继，又是一生征讨，消灭后梁政权，统一中原，建立后唐。古代封建史家，是把这二人视为英雄父子的。而严遂成的这首诗，正是以李克用父子的史事为蓝本的。毛泽东是中国大地上前所未有的大英雄，对于古代的非凡人物特别是军事奇才的业绩，他都了如指掌。这首为李克用父子而发的诗篇，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就诗歌本身而言，此诗自是佳构。前人称严遂成“长于咏古，人以诗史目之”，“格高调响，逼近唐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二句，更是神来之笔，活画出人物形象，给人予人世沧桑之感。称之为"奇诗"，并不为过。正因为此诗颇具优长，所以才获得诗名远播中外的毛泽东的青睐。
第一部分
（第一段），交代口技表演者和表演的时间、地点、设施、道具，以及开演前的气氛。这部分是下文记叙精彩表演的铺垫。
文章以“京中有善口技者”开篇，介绍口技表演者，是本文的一句总说，即全文意在说明这位“善口技者”的技艺之“善”擅长。“会宾客大宴”，点明口技表演者献技的时间和事由：这场口技表演是在一次“宾客大宴”之时；因是“大宴”，故有此盛举。“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指明表演的地点和简单设施，说明这是一个临时演出场所，地方不大。再根据这次表演内容的特点，指出口技表演者是在幕后表演。又将简单的道具一一列出，指明仅有“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以示别无他物，口技艺人的表演主要凭的是他的“口”。最后以“抚尺一下，满座寂然，无敢哗者”，点染表演即将开始时全场肃穆紧张的气氛。这部分除一个“善”字外，对口技表演者不加任何赞词，却处处为其高超技艺张本，造成很强的悬念，使读者料想必有一场精彩的表演。
第二部分
（第二段至第四段），写表演者的精彩表演和听众的反应。这部分是全文的主体，描写口技艺人所表演的两个场面：一是一个四口之家在深夜由睡而醒、由醒复睡的情形；二是发生在这个家庭附近的一场大火灾的情形。
第一层（第二段），写表演一家人深夜被犬吠惊醒的情形，以及宾客对口技表演的由衷赞叹。
口技表演由远远听到从深巷中传来的犬吠声开始。然后以一个四口之家作为想像中的“舞台”，使听众的注意力由外景转入内景。先写“妇人惊觉欠伸”，听到犬吠声而醒来，这就拉开了一家人深夜被惊醒的帷幕。再写“其夫呓语”，画面逐渐清晰。又由于“欠伸”“呓语”惊动了幼儿，幼儿“大啼”。至此帷幕大开，相继出现许多声响：丈夫被吵醒，大儿也被吵醒，于是“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夫叱大儿声”一时齐发，打破深夜的静谧，使口技表演达到第一个高潮。
第二层（第三段），写表演一家人由醒复睡的情形，以及宾客的情绪变化。
先写丈夫的“声”，并伴以妇人的拍儿声，“渐拍渐止”，给人以时间缓慢推移而声音渐弱的感觉。接着以老鼠跑动偷食、“盆器倾侧”的声音，妇人梦中的咳嗽声，表示夜静更深，全家人又入睡了。这一层，表现一家人由醒复睡的情形，由前一个高潮落入低潮，并为下一个高潮蓄势。
第三层（第四段），写表演一场突然而至的大火灾的情形，以及宾客以假为真的神态、动作。
开始用类似画外音的手法，以“一人大呼‘火起’”，突然加快节奏。接着写这个四口之家突然遭到意外变故的情形：“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气氛骤然变化。然后内景转为外景，以“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犬吠”表现人们的惊恐万状，再以“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表现火势的猛烈和火场的纷乱，又以“凡所应有……不能名其一处也”极言声音之杂乱、逼真。至此，口技表演达到了第二个高潮，即最高潮。
第三部分
（第五段），写表演结束时的情景。再次交代表演者的道具仅“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与首段相呼应，说明在演出中未增加任何道具，刚才的精彩表演的确是从“口”中发出的。
本文记叙了一场精彩的口技表演,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令人叹服.作者笔下的这场口技表演距今已三百多年,今天仍能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