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学习，显示其成就的基础。张衡的朋友崔瑗曾称赞他说：“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炳焕，与神合契。”张衡多才多艺，德高品洁，是和他的学习、实践分不开的。范晔写他的学习，说他“少善属文”，自幼聪颖明慧，而更突出了他的“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张衡系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而游学到“三辅”之地，并进入京城洛阳太学参观、学习。当时学界盛行的是“章句之学”，完全是一套陈腐的死学问，张衡涉足社会，不惜远游，目标远大，直入太学，这就使他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地步。把五经、六艺都融会贯通了，他不是食而不化，也非固步自封，不仅读书本而且看实际，不只钻典籍而且研技艺，不单捧册页而且知世情。张衡贯古通今，知书识世，明道谙理，可是“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谦虚谨慎，既是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也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作者仅用了三十四个字，就概及张衡学习的各个方面：内容、方法、精神、成就。这真可谓用墨精当得能收海于勺，缩龙成寸。作者先叙张衡的学习，为下文叙述他的善为人、善作文、善机巧、善理政奠定了基础。
叙品行，显示其高尚的节操。张衡对为官作宦，“从容淡静”；对贪官酷吏，嫉恶如仇；对科学技术，不遗余力。有的人把学问作为沽名之具，钓利之饵，登官之梯，而张衡参透人生，洁身自守，他辞谢了多次的举荐与征召。作者连用“连辟”“累召”“不行”“不就”“不应”等词语，强调了他的不慕利禄，无意仕途。后来的出仕，也只是“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一些从事科技、史学方面的业务性职务。“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他不想握权柄以抬高地位，居高位以谋私利。
张衡没有官欲，但并非没有官才。他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高明的政治手腕。他看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不惜花了十年工夫，模拟班固的《两都赋》，而写了《二京赋》。在《西京赋》和《东京赋》中，极力铺写了二京的所有宫室、动植物、游侠辩论之士、角牴大傩之戏，讽谏当朝的穷奢极侈。这是婉转的讽喻。有时他也挺身而出“上疏陈事”，“讽议左右”，向皇上直言进谏，弹劾奸佞。一旦由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也就大力剪锄奸徒丑类。他出为河间王刘政的相时，看到刘政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他一到任就能“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收到“上下肃然，称为政理”的效果，可见张衡不仅具有如何做官的认识、理论，而且有着实际施行的本领。
张衡上究天文，下穷地理，精于历算，擅于机械，自然也洞察当时社会世情。官场之中，有日天地黑，无风海生浪，所以他先是不做官，想洁身避祸，后来不得不入官场，顺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避其锋芒，巧为应对。即令这样，那帮阉竖还“共谗之”，使他更明白在那种政治漩涡中，如履春冰，如捋虎尾，确实是“吉凶倚伏，幽微难明”，而要“常思图身之事”。当他狠狠打击了河间王的恶势力后，也就急流勇退，做出了极明智的决策：“上书乞骸骨”，请求退休还乡了。从他的《四愁诗》《思玄赋》《归田赋》中，都看出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吏、有为的学者，在当时内心的苦闷，无力除恶，无法避祸，只有独善其身了。
叙术业，显示其卓著的成就。张衡在天文、数学、地理、气象、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文学、诗赋、绘画方面成绩斐然。郭沫若曾评价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万祀千令，令人敬仰”。范晔为之作传时，既要顾及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文中以“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概及了他多方面的贡献，而重点写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是张衡首创，在科技史上居重要地位。传记从地动仪的质地、尺寸、规模、形体、文饰以至整个结构的“巧制”、测定时的效验，做了井然有序的详明介绍。“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着一“神”字，极写仪器功效。“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表明此乃史无前例的独创。更用京师学者最初“咸怪其无征”，后来“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的典型细节，充分证明了张衡“妙尽璇机之正”的“妙”，“善机巧”的“善”。
这篇传记仅以七百余字就概及张衡六十二年中善属文、善机巧、善理政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全文以时间为序，叙其一生；以“善”为纲，统率题材；以“妙”为目，传其精神，因而所写方面多而不杂，事迹富而不乱，文虽简而概括全。范晔之所以能“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就在于抓住了总纲领，并内蕴着相互关系。张衡正由于潜心于学才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境界，才使他具有了“善机巧”的知识与才干，也使他具有了“不慕当世”的胸襟。不去追名逐利，求官谋宦，才能居郎中的微职“积年不徙”，得“约己博学，无坚不钻”，有了创造发明。他的做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以利于科学研究。当不得不被推上政治舞台时，还始终保持着明智的头脑。作者将张衡于自然科学、文学、政治活动方面的表现统一了起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伟大的人。
本文除揭示了张衡多方面事迹的内在的联系外，善于剪裁也是使本文成功的重要因素。如写“善属文”，就以写《二京赋》为主，略涉《思玄赋》，其他甚至不提及；写“善机巧”，以详写候风地动仪为主，其他科技成果则为辅；写“善理政”，以整治法度、收擒奸党为主，请求辞职、上调擢升则为次。在文学、科学、政事三方面，都体现了他“从容淡静”的个性，又突出了“善机巧”的特点，使张衡这么个伟大的形象辉耀于读者面前。
徐惠的《拟小山篇》系徐贤妃徐惠八岁时所作的骚体诗，由其父亲命题，为仿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而作。因为题目指定为拟《离骚》，所以使运用幽岩、桂枝、荃这类与屈原有关的意象和骚体表达方式的构思成为必然选择。也使文字层面的体性特征也必然是古雅庄重。本诗继承了《楚辞》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作者者技巧娴熟，用连缀的方式组合诗歌意象，把前两句中“流盼”和”凝想“的屈原形象与“千龄此遇”的作者关联起来。最后一句则挽结全诗。诗歌音韵流转,境界清雅,含义深远,格调沉着。中间虚词的使得诗歌语气舒缓有致，节奏抑扬顿错，含蓄蕴藉地抒发了诗人的内在情感，委婉曲折地表现了身处封建社会的学识出众的女子无法实现心志的孤寂。
全诗运用整齐的六言句式塑造了一个远离尘世喧嚣的女子，“她”在幽深寂静的岩谷，站立着、探寻着、若有所待。渐渐地，在惆怅袭上心头时，她下意识地抚摸着幽香清远的桂枝!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久久的凝视。所待之人的久久不至，虽然使她的身心都笼罩在渐渐浓重的惆怅之中，但她深信那一份寂寞的孤独非常有价值，那份孤高拔俗、凝神澄志的虔诚等待，一定会在不期然中创造一段旷古未有的传奇。落寞的心虽然叹息“荃何为兮独往？”。但“她”并没有停止等待，诗中以“荃”指代“她”在等待的人。而“荃”这一意象在《离骚》中，专用以指代楚王。显然，徐惠模仿屈原的语气，向虚拟中的“荃”表白自己的等待。最后两小句诗显然表明，从女童步入少女时代的徐惠，心中早有一个属于想象世界的、与周围现实世界的凡夫俗子截然不同的“荃”。
首句“谈月疏星绕建章”描绘出仙境般的宫殿外观：淡淡的月光清冽，寥寥的寒星闪烁，巍峨的宫殿在它们的环绕下，恍若天上宫阙，缥缈犹如仙境，照映着雄伟的建章宫。月谓“淡”，星谓“疏”，有两重含义。一是实写正月十五特有的景象。十五月圆，群星自然隐烁稀疏，不可能繁星满天。而时值冬末春初，月光寒淡，不会像八月十五皓月当空，清光四溢。所以暗示了时令；二是要使月和星与建章（宫殿）构成一组完整意象。诗人用了个“绕”字点明宫为主，星月为宾的关系，为全诗定下了飘飘若仙的基调。同时，也以宫殿与星月的关系来暗示君臣关系，从而为诗的最后两句实写埋下伏笔。
次句“仙风吹下御炉香”承上而来，将上句创造的气氛坐实为仙境。写宫殿内景：似是天上宫阙，阵阵仙界之风吹过，吹送着御炉前的袅袅香烟，使偌大的皇宫清香流荡。诗人以馥郁香气的到来，暗示了皇帝即将驾临。
三句“侍臣鹄立通明殿”，照应诗题“侍宴”。写侍宴的群臣像鸿鹄一样，引颈肃立，宫殿满堂生辉，气氛庄严而祥和。此时，群臣们静立恭候皇帝驾临，但诗人此时已犹如置身仙境、浮想联翩。“鹄”，一说指天鹅，一说为鹤。这里应理解为鹤。因为不仅鹤立与鹄立是同义词，而且更重要的是释成鹤更增强了仙界的气氛。鹤在古人看来是仙鸟，称为仙鹤，认为它们是神仙的座骑。在诗人眼中，此时群臣们像仙鹤一样引颈挺立，静待主人的骑乘。“通明殿”，表面上指举行宴会的宫殿灯火通明，金碧辉煌，而实际双关天上玉帝的宫殿。“上帝升金殿，殿之光明照于帝身，身之光明照于金殿，光明透彻，故为通明殿。” （宋代王十朋注引《敦误明星保留传》）典故的妙用，更增添了仙界气氛。
末尾“一朵红云捧五星”突出画面的主题：像朵朵红云烘托朝阳一样，身着红袍的侍臣们簇拥着皇帝，场面热烈壮观。这本是指皇帝驾临筵席，但诗人夸张地写成在玉阶紫殿上，红霞千朵，金光万道，簇拥着天上至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出现。可见，诗人早已感到置身于仙境，水到渠成地产生了这种幻象。
此诗写作上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层层铺垫，节节拔高，使仙界气氛越来越强。表现在与仙境直接相关的字眼越来越多。首句的淡月疏星与建章都是实写，但只用了一个“绕”字，便创造出了仙界的气氛。二句用了“仙风”两字。三句用了“鹄立通明殿”五字。而第四句则是七字。这样，层层叠加铺垫，让仙境更加美妙空幻。
第二，实景虚写，虚景实写。首句本是实写所见之景，但用了“疏”、“淡”、“绕”等形象不具体的飘忽的字眼，所以造成了一种虚幻缥缈的境界。而尾句写诗人对皇帝出现场面的幻觉联想，是个虚景，但用了范围明确如“一朵”，色彩鲜明如“红”、 “玉”等字眼，反倒显得很具体可感。
此诗虽写颂扬皇家之辞，但十分得体，有君臣之仪，无阿谀之意。全诗设境肃穆隆重，明朗壮美，语言自然而形象，如身临其境，见到了宋王朝升平时期的一次皇家盛典。
此诗共三十句，按毛诗的分法，分为五章，每章六句。全诗皆用赋法，平淡的叙述中寄寓着浓烈的感情内容。
第一章开头便以“彼都人士”仿佛是称呼又像是叙述的句子，同时交待了时间、地点、人物。一个“彼”字，浸透了诗人的物换之慨，星移之叹。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饱经乱离之苦的老人正在用略显苍老的声音告诉后人：“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啊……”“狐裘黄黄”是衣着，“其容不改”是容止，“出言有章”是言语，无论哪个方面都雍容典雅，合乎礼仪。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是如此可观可赏，言外之意便是如今见到的这些人物，皆不可同日而语了。“行归于周，万民所望”，重新回到昔日的周都是人心所向，而人们更为向往的是民生的安定，礼仪的复归和时代的昌隆。
虽然“彼都人士”衣着、容止和言语都有可赞叹之处，但最为直观且可视作礼仪标志的则是衣服之美，因此以下各章多层次不厌其详地描写昔日京都人士服饰的华美有节，仪容的典雅可观。
第二、三两章叙说的是彼时彼地具有典型性的男女贵族人物的形象，草笠和青布冠是男子的典型头饰，而密密直直的头发则是女子的典型特征。耳朵上的宝石饰物更是不失贵族气派。要问他们是何许人，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尹氏和吉氏。此时这一切都不可得见，不能不令人忧郁愁懑。
愈是忧郁愁懑愈是难以忘怀昔日的人物典章，那个时候他们衣带下垂两边飘荡，卷发上翘如蝎尾上冲，都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合乎当时审美眼光和礼仪制度的精心设计。
当然，从表现手法方面看，全诗无一笔描写今日人物形容，而是处处落笔于昔日京都男女的衣饰仪态之美，从而使今昔产生强烈的对比感，准确而深沉地传递出诗人不堪昔盛今衰的主观感受。这是其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诗人用如此多的篇幅渲染昔日都城男女的仪容之美，意在体现周王朝当年的繁荣昌盛，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正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后，在新旧制度的转换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所谓昔日的“仪容之美”，今日的“礼崩乐坏”都是不能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旧式人物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