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这首词中作者通过对农村景象的描绘，反映出他的主观感情，并非只在纯客观地作叙述描写。
上阕头两句，写这个五口之家，有一所矮小的茅草房屋、紧靠着房屋有一条流水淙淙、清澈照人的小溪。溪边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在这里，作者只用了淡淡的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不难看出，这两句在全首词中，还兼有点明环境和地点的使命。
三四两句，描写了一对满头白发的翁媪，亲热地坐在一起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优闲自得的画面，这几句尽管写得很平淡，但是，它却把一对白发翁媪，乘着酒意，彼此“媚好 ”，亲密无间，那种和谐、温暖、惬意的老年夫妻的幸福生活，形象地再现出来了。
这就是无奇之中的奇妙之笔。当然，这里并不仅仅是限于这对翁媪的生活，它概括了农村普遍的老年夫妻生活乐趣，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吴音”，指吴地的地方话。作者写这首词时，是在江西上饶，此地，春秋时代属于吴国。“媪”，是对老年妇女的代称。
下片写大儿子担负着溪东豆地里锄草的重担。二儿子年纪尚小，只能做点辅助劳动，所以在家里编织鸡笼。三儿子不懂世事，只知任意地调皮玩耍，看他趴在溪边剥莲蓬吃的神态。这说明农村中绝大多数并非坐以待食、不劳而获的闲人，即使是未成丁的孩子也要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则成年人的辛苦勤奋可想而知。“卧”字确实使用最妙， 它把小儿趴在溪边剥莲蓬吃的天真、活泼、顽皮的劲儿，和盘托出，跃然纸上， 从而使人物形象鲜明，意境耐人寻味。表现出只有老人和尚无劳动力的年龄最小的孩子，才悠然自得其乐。作者用了侧笔反衬手法，反映农村生活中一个恬静闲适的侧面，却给读者留下了大幅度的想象补充余地。这与作者的一首《鹧鸪天》的结尾，所谓“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正是同一机杼，从艺术效果看，也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写景方面，茅檐、小溪、青草，这本来是农村中司空见惯的东西，然而作者把它们组合在一个画面里，却显得格外清新优美。在写人方面，翁媪饮酒聊天，大儿锄草，中儿编鸡笼，小儿卧剥莲蓬。通过这样简单的情节安排，就把一片生机勃勃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农村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了，给人一种诗情画意，清新悦目的感觉，这样的构思巧妙、新颖，色彩和谐、鲜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作者对农村清新秀丽 、朴素雅静的环境描写，对翁媪及其三子形象的刻画，表现出词人喜爱农村和平宁静的生活。
这首词 ，是作者晚年遭受议和派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归隐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写的，词作描写农村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并不能说是作者对现实的粉饰。从作者一生始终关心宋朝恢复大业来看，他向往这样的农村生活 ，因而会更加激起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在远离抗金前线的村庄，这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也是存在的，此作并非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全词六句33字，采用细节描写和白描手法相结合的方法，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途行军的路线、方向和目的。表达了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以及词人看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而产生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豪迈胸襟之情。
第一、二句写红军战略转沿途艰难进军的景。开头连用三个地名，点明福建省西部的三个县，说明这次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的一些地方。从这几个地方看，行军从古田北向至宁化，再折向东至清流，右转向东北至归化，路线还是迂回曲折的。接着描写沿途的道路是那么狭窄、险要、阻滞，森林繁茂，荆棘丛生，到处阴暗潮湿，青苔满布，前进十分困难。红军经过这些地方向武夷山进军，困难非常多，但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所谓“会剿”，甩掉敌人，尽快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才决定要走这样一条敌人预料不到的、比较艰难的路。
第三、四句写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和目标。两个句子，一问一答，说明一直向着武夷山前进，要进军武夷山脚下。“直指”一词写出红军勇往直前的雄姿和气势。“武夷山下”点名进军初步要到达目的地。问句突出红军在“古田会议”之后崭新的精神面貌，使人精神一振；答句目标明确，铿锵有力。
第五、六句写红军到达目的地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情景。“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词人在众多景物中，单选取了红旗，风展红旗，明媚如画，这一方面是直接上文而来；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了斗争的火热场面，既是真实之景，同时也是理想之象，让人仿佛看到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看到日益发展、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也可感受到词人的坚定信念和豪迈胸襟。词作语言简洁生动，明白晓畅，词人避繁趋易，有意地选择平实的语句，彻底摆脱传统词供人浅斟低唱，有时甚至语僻难晓的境地。更让人称奇的是，全篇未用一个典故，词语明白如口语，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大众，听了也容易明白，从而深受鼓舞，力量倍增。
整篇词虽明白如话，然也精于锻字炼句，词人将推敲之迹隐藏在平实的语言表象下，极炼如不炼，看似寻常，细品方见奇功。如“路隘林深苔滑”一句，尽显行军途中的实际困难，也象征着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同时也透露出红军战士不怕困难、以苦为乐的革命豪情。对于所选事物“路”、“林”、“苔”，均以一字“隘”、“深”、“滑”点出其特征，概括精当，且所用字也并非深奥险僻，而是通俗常见，却又准确之至，从这也可见作者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对语言的精心推敲。另外这数种物象之间，并无词连接，只是单独并置，却又浑然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