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落叶，景物萧索。触景怀人，能不勾起往事的回忆！“思量着”，余味无限，耐人寻思。这首小词借景抒情，睹物思人。“画楼月影”，“落叶西风”，意境优美，情韵绵长。
这首词的作年、本事均无考。从词中所写的景物来看，当属悲秋怀旧之作。
首句“一叶落”被用作调名，可见在全词中地位之重要。《淮南子·说山训》“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原是，见微知著、以近论远之意。由此而来的“一叶知秋”的成语，则包含着人们对于时序变换的特殊敏感。李存勖是武夫，对哲理未必有兴趣，但对时序的变换是有感触的。透过珠帘，他看到一叶飘零，立即引起了严重的关注，以至要掀起珠帘，看看帘外的萧索景象。戎昱《宿桂州江亭》诗“露滴千家静，年流一叶催”，也许可以借来概括此句的第一层意思。一年的好光景即将逝去，怎能不感惜时光易逝呢？
不过，“一叶落”的意象在唐代的诗词中也时常与离情别绪联系在一起。韦应物《送榆次林明府》：“别思方萧索，新秋一叶飞。”韩翃妻柳氏《杨柳枝》词：“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都是显例。尤其是韦诗，此词的前三句可能是从它化出来的，“萧索”、“一叶”等词不象是偶然的巧合。因而有理由认为，李存勖由“一叶落”所引起的感怀，与离情别绪的关系更密切。尽管他意中的离人是谁，已无从考索，但从“此时景物正萧索”的感慨中，可以窥见他的心境是相当苍凉落寞的；又从“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两句，可以看出他确有所思。对月怀人，临风思远，原是人之常情。虽然史称李存勖“其心豁如也”，但置身于此境，也不能无动于衷。古乐府云：”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秋歌》）相比较而言，“画楼”两句思致稍显深沉，而托物兴怀则同，因此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末两句：“吹罗幕，往事思量着。”隐约点到了全词的主旨，而“往事”究竟指什么，则始终不肯说破。作者故意留下的这点模糊性，不仅有助于词境的浑成，而且还使全词增添了几分朦胧的美，读来愈觉悠然神远。难怪俞陛云激赏地说：“庄宗《一叶落》词，其佳处在结句，与《如梦令》同一机局、‘残月落花’句，寓情于景，用兴体也。‘往事思量’句，直抒己意，用赋体也。因悲秋而怀旧，情耶？怨耶？在‘思量’两字中索之。”（《唐词选释》）李存勖的词作大都写于作公子时期。其后用兵，“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五代史补》）应该说，像李存勖这样的词家，在词史上也数得上是“一奇”了。
冯子振在散曲方面极有天赋，这首曲子通过叙述闲逸生活，表达他的高洁追求。这首散曲以“山亭逸兴”作为第一首，更是直白地道出了他远离官场而归隐山林的心愿。首句“嵯峨峰顶移家住，是个不唧略樵父”介绍了这首曲子的主人公，一个受人尊敬的老樵夫，从别处迁居到这险峻的峰顶居住。“唧嘈”二字表明他对采樵一事并不精通。
“烂柯时树老无花，叶叶枝吱风雨。”描述了老樵夫在山中的生活。“烂柯”出自《述异记》里的一个典故。此典故用在这里用以说明老樵夫闲逸的生活状态如神仙一般。但是，他的物质条件并没有神仙那么美好，伴随他的只是不会开花的老树，残枝落叶，于风雨中飘摇。
这段形象生动的描述，表面上是写老樵夫的生活，实则是作者在表明心志：无论山中的物质生活多么凄苦，不管山中有多少毒蛇猛兽，我依然愿意过着归隐的生活，不愿回到那富贵的名利场中，所以接下来作者在曲中写道：“故人曾唤我归来，却道不如休去。指门前万叠云山，是不费青蚨买处。”老樵夫的朋友不忍他一人在山中受苦，所以来叫他回去过那俗世间富足的生活，但是老樵夫并不愿意，他觉得山中固然贫苦，但那官场中的争名夺利更加让人痛苦不堪，所以他指着门前的高耸人云的群山，对他的朋友说：“你看，这里的风景，这里的一切都不需要用金钱去买，也不需要用权力去争夺。”到此处，老樵夫淡泊名利的形象跃然纸上。
冯子振在这首散曲中用凝练生动的语言营造了含蓄悠远的氛围，有力地刻画了老樵夫这一丰满的艺术形象，充分展示了归隐山林的士大夫们逍遥清高的情怀。无论在艺术手法还是在思想上，这首曲词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无愧为散曲中的名作。
重阳必登高。文人登高，难免要寄托秋天的情思。“自古逢秋悲寂寥”，悲秋好像成了一种传统。苏轼针对这种情绪，词一开始就说：“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这一惊人之语，是针对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中“老去悲秋强自宽”和“明年此会知谁健”而发的。杜甫诗的意思是：人已老大，在秋天更容易产生悲哀的情绪，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只是勉强宽慰自己而已，明年重九再举行宴会，还不知谁健在呢？杜甫作此诗时仅49岁，还不到叹老悲衰的年龄，但他处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年代里，又因上疏救房瑁，被目为房瑁死党，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此对前途悲观，情绪低沉。苏轼同情杜甫的处境，但不同意他悲观失望的情绪。苏轼一生也不得志，在党争激烈的宋代，因政见与旧党和新党均不合，既得罪了新党，又得罪了旧党。先被新党捏造罪名，抓进监狱，长达半年之久，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现又被旧党排斥在外，在杭州做个太守。对这一切，他都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对待之。
下片“尚想横汾，村菊纷相半”。“横汾”、“村菊”，事出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村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秋风辞》是汉武帝“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乐府诗集》卷八十四引《汉武帝故事》）此诗笔力雄健，表现了一代英主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泛舟中流，与群臣饮宴的欢乐景象。“尚想”二字，透露出苏轼对汉武帝那种具有冲破秋天的肃杀氛围而俯仰天地的气概，抱有向往之情。但汉武帝毕竟随着历史的长河而去了，留给后人的只有“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这两句用汉武帝《秋风辞》首二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及唐李峤《汾阴行》：“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而略有变化，流露出对汉武帝高吟《秋风辞》之事沦为历史陈迹的叹惋。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对“悲秋”与众不同的看法，一反文人悲秋的传统，唱出了高昂的调子，实在可贵。他用自己潜心佛老所获得的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超脱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在遭受挫折时，不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也不沾沾自喜，从而永远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走过人生中的坑坑坎坎。这在恶浊的封建秩序下，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在表现方法上，或翻用古诗，或引用古事，并用“尚想”、“空有”等字，化实为虚，还能融佛理于浅显明白的语言之中，都是值得称道的。
这是一首闺怨词。词人以时间作为线索，引出登楼少妇心情的变化。
上片写少妇白天上楼盼望。独自上层楼，极目远眺，盼望着夫婿的身影，但茫茫天地间，唯见远山一片。就这样一直望到夕阳西下，还是不见那人的影子．甚至连一点音讯也没有。起首便用“独自”强调女主人公形单影只，未登楼，已见愁。女主人公对外界的其他景物都视而不见，一心寻找的正是那可以传递音信的“西飞雁”。
下片写少妇空望一整天后失落地走下层楼。下了高楼，庭院寂寂，唯有蛩声如泣．此处以将少妇的哀怨融人景物中，蛩声如怨是因为少妇内心寂寞，内心幽怨。下片首句“独自下层楼”与上片首句“独自上层楼”呼应，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登楼前定有满心期待，而登楼后却只余下满腹愁怨。
这首词以情见长，写出了主人公由盼望逐渐变为失望，再变为凄切哀怨，直到柔肠寸断的一系列心理变化过程。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