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这首诗写诗人后湖晚坐时所见景致，及其悠闲情怀，大约作于诗人自颍州教授任上罢归后的几年家居赋闲之时。首联是写近景，通过浅水和荒城，描绘出一种静谧的环境。颔联是写远景，写青林和白鸟，充满自由和生机，成为名句。颈联是抒发诗人的感慨，远离官场，隐居山林，名列苏门，颇感欣慰。尾联写归雁和暮鸦，寄托了诗人耿介自守的志气。
全诗淡墨写景，诱人想象，情寓景中，耐人寻味。语言风格似陶渊明，淡而实绮，癯而实腴。
前面两联写景不涉及人，但字里行间却隐然有一诗人在。晚坐后湖，首先扑入诗人眼帘的是后湖，故首句即写“水净”，也是因水之明净而觉眼前一片明澈，极写水之清亮。用“偏”字反映出乎寻常或意料的意思，具有强烈的感受语气：“那湖水竟是非同寻常的清澈啊。”
次句写荒城。“城荒”，写诗人当时看见自己所居之城很荒僻。因城市荒僻而以为“可当山”，联系颈联的“身致江湖上”一句是说：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隐于山林，只能隐于朝市，那么就把这座荒城权且当山吧。在意念之中，他便也就隐于山了。“偏”、“可当”，是诗人的感受、感觉，显示了在首联的带有主观感受色彩的景致外，还有诗人的存在。颔联写青林、写白鸟。暮色笼罩下，诗人看见远处青林中，不断地升腾起迷漫的雾气，蓊蓊郁郁，如同那青林怀着无限情意；又见白鸟时而停在湖边，时而集于树上，显得从容、悠然，仿佛极有余闲似的。其实，从这两句带拟人化色彩的景物描写中，读者又能够看到诗人自己：因为他遥望青林，其意无限，故觉青林似亦有无限之意；恰是他长时间（极有余闲地）瞩目白鸟，才以为白鸟也很有余闲。于写林、写鸟中，含蓄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悠闲情怀。
颈联便明写诗人自己“身致江湖”，说明他此时正过着隐居生活，是一个无所羁绊的隐士（因而才能如此悠闲地长坐后湖，观赏着水、城与林、鸟）。“伯季间”，语本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又《晋书·王湛传》：“王济对武帝曰：‘臣叔殊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湛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此处当指苏轼、苏辙门下诸君。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说：“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无己，陈师道的字），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陈无已作《佛指记》曰：‘余以辞义，名次四君。’”后来陈师道、李廌与“苏门四学士”并称“苏门六君子”。
尾联写景亦写诗人自己。天色已晚，暮空中，雁儿急急归去。诗人纵目追随着它们的归踪，直至在视野中完全消失。雁已归尽，人却不能兴尽而归，诗人还在饶有兴致地坐等着暮鸦归来。人的闲散，情的闲适，于此又体现出来了。
此诗重复运用“白鸟”、“归雁”、“暮鸦”三种禽鸟意象，应是白璧微瑕。
陈师道的诗在艺术上的最突出之处，便是表面淡而实际丰腴，此诗亦然。虽出以淡淡的笔墨，诗味却是极其丰腴醇厚的。诗人将自已那种无案牍劳形、无尔虞我诈伤神的无拘无束的悠闲之态、自得之情，蕴于淡墨描绘的景物之中，清神幽韵，而又苍劲雅健。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这是一阕悼亡词。悼亡的题材，在宋词中还不多见。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悼王氏夫人，当是词中悼亡最早的名篇，继之则有贺铸的《半死桐》“重过阊门万事非”一阕也堪称绝唱。到南宋吴文英《梦窗词》中亦有悼亡之作，只是语涉隐曲，本事难考了。悼亡词到清代不仅面广量多，而且情深而凄、笔致细腻的篇什叠出，最著名的当然是纳兰性德(容若)的那些哀伤卢氏之逝的作品。《青衫湿遍》就是纳兰众多悼亡词中的一阕自度曲的词牌名。因为周之琦的生日与南唐李煜一样是农历七月初七，所以他对李后主词的情韵格调多有向往，而纳兰是举世皆知的继李煜词的一脉法乳的大家，这样，周氏对纳兰自度曲的音节深能体会，他说“虽非宋贤遗谱”而“有可述者”，显然认为其与唐宋风调如符契合。
周之琦的妻子沈氏病卒于道光九年(1829)端午前后，这年词人四十八岁。据他在六十岁时所作的《阮郎归·余以嘉庆癸亥就婚于长沙郡署，阅今三十九年，旧游重历，距先室之殁一星终矣》一词可以确知，周之琦和沈氏结褵于嘉庆八年(1803)，那么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这从他别的一些悼亡之作中所说的“梦缘短，弹指廿七年华，匆匆去如箭”等等，也可得到佐证。各种材料表明，他们伉俪情笃，情感至深，中年丧妻，是极其哀痛的。所以，此词真挚动人，无套语滥调或敷衍题目之弊。
此词上片写玉碎魂消的死别之哀，下片则追忆生前相互怜爱的缠绵深情，从而益托起斯人永逝之痛。全词不仅笔笔写实，贴切入微地组合起各个细节，不落空泛，而且处处体现出特定的依恋难舍，难以排解的心理状态。正是如此，故有一种揪心悲痛所升化的艺术感染力，攫人心魂。
起句“瑶簪堕也”四字是提挈全词之句，以玉簪碎断难再愈合的意象，总写亲人永去不复返。从这一声长歌当哭的苦吟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肝的悲哀。“谁知此恨，只在今生”是说原以为我们夫妻永好，白头偕老的，此生此世不会有中途分手的事;谁知道遗恨三生的大悲痛事竟然这样突然发生在眼前!“谁知”二字的迸发，将心理上所承受的未及预料的、与初衷大相径庭的沉痛充分表现了出来。词笔看似平易，实则是以逆入之势转而倒出的气韵着手的，故大大增强了情感的烈度。
周之琦的悼亡情思是紧紧扣住在“谁知”二字上的，这是一个情结，一个心头无法解开的结。他说：我们夫妇不会也不应有此生离死别的事的!这在铁的事实面前即实际上硬生生明摆着的生离死别的格局面前，愈表现得执拗、不合事理，愈见其痴苦之极，心伤之极。呼天抢地般不愿承认既存事实，适足以透现出一种无可比拟的失落感的凄怆。任何语言都抵不上这句执拗地拒绝接受已不可能不接受的事实的话的悲哀程度的。下面文字实际上都基立在这“谁知”的思路上。
词人说，我俩日常最“怕说香心易折”!连“香心”的折断都怕言的我们，现今竟然面对的是“烬落残灯”的事实，这怎能叫我受得了?香心，原是美而易消失的意象，借喻两情相合两心相通的一瓣心香。愈是美好的事物总是怕其消失天折，然而可怕的事终究来临了!烬，灰烬，此处作动词“烧尽”解。词文至此，全从心态的失重，失去平衡的角度来表述哀苦之思。
词人又说：在你弥留之际，在你“兼旬”——一二十天处于昏迷状态时，我总认为你是会醒的，你不过是入睡入梦而已。每天夜晚守护着你，看你总是“恹恹睡”着，我也总是这样“猜”着。“尚猜他、梦去还醒”句极辛酸极痴挚，这其实只是一种痴妄的愿望而已。事实上沈氏夫人临殁前显然已知觉早失，昏迷难醒了的。这样以平易常见的细节锤炼入词，益见其情的真与深。
上片结句“泪急”二句是“猜”的愿望破灭，“谁知”的事实确凿无疑来临时的心态的描述。“翻嫌错莫”是说在痛泪滂沱中总以为这不是事实，是错觉吧!是感觉的差错吧!对妻子“魂消”而逝这事实这情景“直恐分明”，但希望这不是真的，不是明白无疑的宣判!读到这里，前面种种心态的起伏变化，吞吐抑扬的笔势可说到了高潮之波峰，那种一唱三叹的丧逝之情毕现无遗了。
下片“回首”二十七年来共同生活的情景，深化“谁知此恨，只在今生”之意。在书斋中，在镜阁上，他们有多少恩爱相处犹如同栖一枝的“并禽”那样的往事啊!“怜我怜卿”，“怜”字一分为二地连用，正是为表现“我”与“卿”的心的相合为一，这是“卿怜我我怜卿”的缩压句式。怜，就是爱，这“怜”字是下片的核心点。
词人说：往年我们暂时小别，也总是愁“道远”，忧空间阻隔太大而思念不已。那么现在怎忍受得了“泉路深扃”这种碧落黄泉，人天相隔的凄惨渺茫的死别啊!
词人又说：往昔最怕在“银笺”上抄写《瘗花铭》，连葬花之辞都怕抄写的我，又怎能面对赋悼亡的现实啊!我们曾经常相互慰藉，矢志“身在情长在”，爱与生命同存!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情爱又岂止如此而已?“纵无身、那便忘情”!即使你魄消玉化了，我也无法忘却我们的伉俪深情。这一句是上句的翻进，是加一层法。总“暂别”到“漫商量”二句，一用“况”字折进，一用“纵”字翻深，二个细节的运用，海枯石烂的情思臻于极顶。尽管没有任何夸张语辞，却在极本色的文字中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一腔纯真的感情，是不可能从心头流出这种赤挚文字的。周之琦在此后二三十年岁月里，始终怀念着亡妻，从《心日斋词》全集中可以证见，这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大吏，对一个才华甚高的文人来说，很是不易的。
末二句中，“梅霖”既切合沈氏去世的时令，又以黄梅雨的渐沥之声烘托悲凄的心境和氛围。长夜悲思和窗外的梅子酸雨融合一气，只觉得凄楚寒颤，心底凉生，犹若“秋声”入耳，敲击心扉。“梅霖”是仲夏之雨.“秋声”则乃深秋落木萧瑟之响，这种变幻变形的感觉，不是错觉，而是心情在极度悲伤时的真切感受。周之琦运用这一类似变形表现手法来写特定的情怀，并达到裹住全词以入凄苦境界中去，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