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该篇是王安国游庐山夜宿栖贤寺感怀所作。庐山佛寺颇多，有五大丛林，栖贤寺是其中之一，为南齐参军张希之首建，屡经兴废，遗址在今三峡涧玉渊潭北。当时诗人踯躅庐山，独宿佛寺，古屋萧索，四顾寥落，顿起遗世独立之想。这首诗就抒写了作者登览庐山的洒脱襟怀和情趣。
首联紧扣“宿栖贤寺”，以直叙入题，由于寺殿年久失修，故山风吹入，萧萧作响，而卧寝不得周严，寒气就会侵入。“弊裘”句由上文生出。因寝卧不宁，故而“弊裘起坐”，由“古屋萧萧”，而生“绸缪牖户”之想。“绸缪牖户”出自《诗经·豳风·鸱鸮》，意思是缠绕柴木，修补门窗。这一联切题叙事，且渲染出一种夜宿深山古寺的萧索阒静气氛。
由于中夜不眠，得以目睹深山夜景。次联集中笔力摹写庐山之夜。层峦叠嶂中，皓月当空，皎洁的清光，把整个大千世界变成了朗朗白昼；山谷间，泉水淙淙，仿佛为寂净的人间带来了风雨交加的萧瑟秋声。一句写山中月色，主要诉诸视觉；一句写山谷泉声，主要诉诸听觉。这里静景和动景互相配合，出色地构造了一个明净、透彻、幽寂、清寒的尘外世界，为人排解尘念、唤起遐思，布设了一种适宜的氛围。方虚谷说王安国诗“佳者不可胜算，而富于风月，此诗三四壮浪而清洒”（《瀛奎律髓》卷一），正指出这两句的独特气韵。
沉浸于如此境界中，诗人忘却俗念，烦恼顿消，于是脱口咏出“迹入尘中惭有累，心期物外欲何求”两句。“尘中”，犹言尘世、尘网，包括世俗社会和市井闹区。踪迹进入尘世，则会有俗务牵累、世事羁绊，着一“惭”字，表示了对世俗桎梏的不甘和不满。由此生出了“期”字，只消“心期物外”，就会无求无欲，身心恬然。物外即世外，《唐书·元德秀传》记载，元德秀“陶然遗身物外”，元氏以置身物外，求得精神超拔。诗人则是虽“迹入尘中”，却能“心期物外”，而达到泊然无求的境界，显得更为通达。两句一写形迹，一写心神，结构相对，内容相反，而意义上又有递进，连贯而下，对仗中具有气韵流动之美。
虽然“心期物外”，却也可“迹入尘中”，离开这宁静高洁的环境，诗人还是会有感慨，因而尾联有“须惆怅”之语。庐山长松林立，到后世仍然有“松树路”之名。天明登途，穿越松柏蔽空的山路，诗人更会惆怅不已。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此时诗人留驻片刻，他才会写诗记叙此行。这两句，“须惆怅”一转，“忍更”再转，而以题诗留念收尾，很符合登览游记诗的旨趣，十分得体。“忍更”二字强调必须有诗，表达出对庐山清境的低徊依恋，颇有余音袅袅之致。
这篇赋作者总结自己三十年的做官经历，表现了闲居的乐趣。全赋以华丽辞藻的铺排和名人典故的罗列见长，句式以四言为主，又杂以五言、六言、三言，既有骈偶句又杂有散句，参差有致，富于变化。
作者总结自己做官经历：八次调换岗位，一次提升官阶，两次被撤职，一次被除名，一次没就任，三次被外放。潘岳投身政治，“卷入党争”泥足深陷，是由他的家世和社会关系所决定。门阀士族、婚宦关系，潘岳入仕，势所必然。投身权臣、贾充门下、贾充死后、依附杨骏。“骏败亡”，侥幸免。贾氏故吏、权过贾谧。作者从个人三十年的宦海浮沉中看到自己是个拙者。
这篇赋开头写道：“有道余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余也！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身齐逸民，名缀下士。背京沂伊，面郊后市。浮梁黝以迳度，灵台杰其高峙。窥天文之秘奥，睹人事之终始。”回想三十年的官场沉浮，便觉索然无味，而闲居的生活则充满了亲情友情。作者幻想有这样一个生活环境：“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樆，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溧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植。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荠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居所有池塘，池边有杨树，池中有鱼儿出没，还有荷花荡漾，庭院中竹木郁郁葱葱，各种灵果参差不齐，各类蔬菜茂密生长。在这样的庭院里，住着四季融洽的人家：“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体以行和，药以劳宣，常膳载加，旧疴有痊。于是席长筵，列孙子，柳垂荫，车洁轨，陆摘紫房，水挂赪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绿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
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比得上此种快乐，这样的生活谁人不向往，但是，它只能是一个梦。梦醒之后还得回到现实，所以在作了《闲居赋》之后作者继续在官场上周旋。作者对闲居生活的向往喜爱之情充满在字里行间，不能说他的这种情感是假的，做出来的。他在官场拼了几十年，累了倦了的时候，幻想有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也是人之常情。认为他言行不一的观点，是对他心态的考虑过于简单化的一种判断。其次，这样的生活也算不上高情千古。赋中更大段地对灵果菜蔬的一一罗列，多少可以窥探到作者对世俗之物的难以忘怀。
此赋以华丽辞藻的铺排和名人典故的罗列见长。其句式以四言为主，又杂以五言、六言、三言，既有骈偶句又杂有散句，参差有致，富于变化，表达了作者闲居的乐趣。潘岳善于描绘景物，以景托情。此篇通过绚丽而鲜美的景物描写，来表现他的乡居情趣和对闲居的向往，情韵显得轻敏、流利而清秀。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