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用“夜归”统摄全篇，应把握时令是“夜”和事件是“归”，因此要找出“夜”中的意象，和“归”中意境。既然已“夜深”了，还要归家，那么思家怀乡之切自不必说；“竹窗斜漏补衣灯”，这是游子（夜行人）快至家门时所见，夜已深了，家里还亮着“补衣灯”，家中亲人对游子的关切和思念之情，扑面而来。
一开篇“夜深归客”四字，点明了诗题“夜归”。为什么要连夜赶回去呢？诗中没有交代，但是联系以下几句，读者可以想象，大约是一位出门已久的游子，思家心切，到了归途的最后一段路程，便不愿在投宿多耽搁一夜，而宁愿日夜兼程，摸黑赶路，以致深夜到家。诗中撷取的正是将到未到的情景。“倚筇行”三字勾画出归客的形象。透过归客倚杖蹒跚而行的身影，可以想见深夜行路的艰难，也可以推知游子劳累的旅况和近乡情切的心理。
第二句看来是写走过村外野地的情景：田野里的土埂子上，影影绰绰的鬼火、星星点点的流萤。通过深夜荒径冷气森森、幽光闪烁的环境，烘托出归客孤身夜行的凄凉，也反衬出归客不顾一切、急切回家的心境。途中越是阴冷，就越是令人急于早点回到温暖的家中。
第三句写终于进村了，首先看到的村店。在昏暗的月色衬托下， 村店显得寂静而冷漠，但在归客的眼中，家乡的村店却给深夜的荒野带来了生机，一种家在咫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转过村店，不就快到家了？“泥径滑”三字，正是写归客脚下加快步伐，因而更感觉到路滑难行。他就在这一步一滑中，匆匆转过村店，越走越近盼望已久的家门。
随着画面的延伸，一幅充满亲情的图景展现在归客眼前——“竹窗斜漏补衣灯”。这是多么的出人意外！夜那么深了四周黑黝黝的，全村都人睡了，可是唯独自家竹窗还透出灯火，隐约可见灯下补衣的身影。啊，那不是他所思念、温暖的家吗？此刻那熟悉的身影强烈叩击着归客的心扉。
首联“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意为：忽然登上了天山，向南远眺，心绪愁闷，不由想起京城中那美丽的自然景色。“忽”字形象、生动，由于天山高峻，往上攀爬时感到遥如登天，到达山顶时，眼前景色一下子开阔起来，有豁然开朗之感。可惜瞬间的惊异、喜悦之余，诗人又陷入了对京城的思念。开宗明义，直指题目。
次联“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意为：天山上云层舒展，让人疑心是上林苑中浓密的树叶，那飘扬的雪花恰似长安护城河中随波荡漾的落花。此二句紧扣“想物华”三字，驰骋想象，笔墨跌宕。
三联“行叹疑麾远，坐怜衣带赊”意为：行军途中常常慨叹军营离京城十分遥远，因为叹息、忧虑，我的衣带都变得松弛不少。行军辛苦，忧思边人，以致形容枯槁。
四联“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意为：交河水流向远处，消失在荒僻的塞外，弱水里浸着流动的细沙。如此悲壮、凄凉的绝域景象与诗人记忆中京城的车水马龙、花团锦簇之景差别巨大，难怪诗人又“叹”又“怜”，以致“衣带赊”了。
五联“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意为：旅途之中像木偶人一样漂泊不定，遥想离任满交接回归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是诗人对从疑在外，生活起伏，不知何时可以结束的忧伤、惆怅，用典巧妙，让人觉得漂泊之人的凄凉境遇古今都是一样的。
末联“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意为：这种生活令人心思断绝，每当夜里听到那悲凉的胡笳之音，禁不住潸然泪下。诗人在历数自己一路转徙的生活之后，悲哀、伤感之情终于不可抑制，随着泪水喷涌而出。那般痛彻心扉的悲怆之情随着胡笳之音萦绕在读者心头，余韵悠远。
诗人对怀想中的京城的描写仅是浮光掠影似的凌空一笔，而且还是由眼前冷漠、凄寒之景联想而生，其他的笔墨都重重涂抹在对绝域之地的迷茫、苍凉之景的描绘上。这凌空一笔恰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令人更加感到黑暗的恐怖，但正是这一闪给人无穷的希望和勇气，也正是这一点光亮激励着诗人继续努力向前，立功异域，荣归故里。
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