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李白被赶出长安，心情无限激愤和失望。但又看不见别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闷。在这首送岑征君归隐的诗里，这激愤、失望，苦闷的心情一齐迸发出来，化为对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控诉和同黑暗政治现实决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写岑征君是相门之子，有着谢安一样的雅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腾飞的巨龙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体现了他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写送别岑征君当时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归隐鸣皋山的原因。诗中写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衬了现实的黑暗。征君归隐鸣皋山虽是无可奈何之举，但隐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纯净，同权贵专权，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对立的。无论是送别的情景，还是想象中的隐居生活又都表现了诗人极为苦闷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诗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贤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无非是两个，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诗人则把满腔激愤，失望和苦闷的心情，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诗人表示，再也不能在这个黑暗的现实里呆下去了。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以消极归隐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反抗的，当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这首词写抚琴少女的幽怨。上片“烟雨”句状景，“零落”句起兴，一语双关，景情合写。“难话此时心”是“无语”的人情再现，又开启“梁燕双来去”一句，用亲昵双燕，反衬女主人公的孤独。下片写女子抚琴遣恨，而无声的哀怨、无言的愁恨却依然无法排遣。用“断弦频”刻画柔肠寸断，虚意实写，可见可感。最后用女子抚琴时的“泪滴”作结，层层递进，幽怨全出。
落花无语，梁燕双飞。临风抚琴，泪滴罗裳。全词清新隽雅，语婉情深。乃《花间集》中之佳作。
上片首句谓字宙广大悠久、无穷无尽。作看如此下笔，表明“我”要以审视千古的哲人眼光来述说人生。次句谓侧身人世，苦痛便与生俱生，等于走错了路。中国古人习惯，以“右”为正、为尊，以“左”为错、为卑。用《红楼梦评论》中的话说，“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乃是“一时之误谬”。这就为“人”侧身人世定下了悲观基调。“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人，侧身人世便是苦痛，要怎么才能活下去。“我”说：“我”所占有的空间，仅如容身的小船，因而只好允许自己忍苦求生，逆来顺受。由小“我”而推论大我：芸芸众生，挤挤嚷嚷，周折回旋，只是为了存活，那很可哀。
下片接着写道“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人类重复地繁衍后代，“我”得到了短促的生命。言外之意，“我”在苦痛折磨中，也日渐走向死亡。由此观察人世，人生如逝水，流向东海不复，岂不可哀。怎么打发这可哀的人生呢，作者以形象答复读者：“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乾坤大”一句与上片起句“厚地高天”相照应，又表明作者以宇宙之广大、悠久来与“我”并提，显得“我”之卑微与速朽。“乾坤大”为叶韵句，但应与下两句连读，不应句断。“乾坤大”充满叹息意味，叹“我”乃“须臾”之物，又领起下两句。
这首词，上片下片的前两句，皆以诗化的思辨语言陈述，后两句或三句，则描绘形象，有直观性。这样写，好处在于仅用四十一个字，便可按照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说明如此人生；缺点在于形象化不足，直观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