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接近中年时,如果处境不利,遇上不顺心的事,便自觉老了。谢安有中年哀乐之感,所以袁枚称谢安“能支江左偏安局,难遣中年以后情”。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在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写的,时年三十九岁,就在词中自称“老夫”。因苏轼当时外放山东密州,仕途不利,心情郁闷。朱敦儒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室南渡是在钦宗靖康二年(1127),朱敦儒年四十六岁。这首词是南渡以后的作品,作于朱敦儒四十六岁以后,故起笔便自叹“刘郎已老,不管桃花依旧笑”。这里暗用两个典故。中唐诗人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再游玄都观》诗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句。刘郎与桃花的关系就是从这里来的。第二句用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桃花与笑的关系。作者截去“春风”二字,与“老”字押韵。刘禹锡两度被贬,仕途坎坷,再游玄都观时,已五十六岁,进入老境。朱敦儒可能感到自己与刘禹锡有某些相似点,且又已入老境,故以“刘郎”自拟。“桃花”用在此处,一方面与“刘郎”有关,另一方面也含有某种象征意义。朱敦儒在靖康之难以前,在洛阳过着才子词人浪漫疏放的生活,从他的一首《鹧鸪天》词中就可以看出:“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由于金人鼙鼓动地来,才惊破了他的佳人诗酒梦。国亡家破,南逃以后的朱敦儒一下子觉得自己变得衰老了。“桃花”没有变,“依旧笑”;而词人的心境却变了,变老了。尽管南宋统治者还在“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朱敦儒却对过去“佳人挽袖”,醉写新词的生活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兴了,所以他“不管桃花依旧笑”。桃李春风、儿女情长都已与己无干,表达的是"人老万事休"的沧桑之感。
他在《雨中花》词中也曾无限感慨地说:“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又一次表现了他自感衰老的心情。
在这种凄苦潦倒心绪支配下,百无聊赖,他也想听听琵琶。但他不像宋代的某些高官那样,家蓄歌儿舞女,他只好到歌妓深院里去听了。重院,即深院。谢家,即谢秋娘家。谢秋娘,唐代名妓,故诗词中常用谢家代指妓家,或指诗人所爱恋的女子家。如唐张泌《寄人》:“别梦依稀到谢家”。温庭筠《更漏子》:“惆怅谢家池阁。”都可说明这种用法。
过片,紧承上片听琵琶而来。“曲终人醉”的曲,指琵琶曲。词人听完“谢家”的琵琶曲后,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有怎样的感受?是乐还是愁?这是下片词意发展的关键处。在这关键处,作者笔锋决定性地一转:“多似浔阳江上泪”,这一转,决定词意向愁的方面发展。白居易在浔阳江听到琵琶女弹琵琶,自伤沦落,心情激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朱敦儒为什么“多似浔阳江上泪”?下文提出了明确的答案:“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原来朱敦儒感到眼前东风万里,依然如故,惟有中原沦陷,山河破碎,半壁山河笼罩在一片落日馀晖中,尽管还有一线淡淡的红色,但毕竟已是日薄西山,黄昏将近了。词人把破碎的山河置于黯淡的夕照中,用光和色来象征和暗示南宋政权已近夕照黄昏,中原失地,恢复无望。这对于身遭国难,远离故土,流落南方的词人来说,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多似浔阳江上泪”呢?!"落照红"三字,即是夕阳西下的眼前之景,亦隐喻宋季国运的衰微气象。 这种国破家亡之痛,在他的另一首词《采桑子·彭浪矶》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表示:“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由此可见朱敦儒身经国亡家破之难,流离转徙于南方之后,贯串在他词中的主流始终是一颗对国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一种感人至深的爱国激情。千百年后读之,仍令人心情激荡不已。
《金缕歌》是梦窗词中具有爱国思想的词作之一。词中通过沧浪着梅歌颂抗金名将韩世忠的"英雄陈迹",对"后不如今今非昔" 的现实表示严重不满。
据夏承焘《吴梦窗系年》,这首词约写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正月,作者四十岁。当时,"吴潜由庆元府改知平江(今苏州)",二人过从甚密。作者借着梅之机,即景生情,毫不隐晦地抒发了积郁于胸的悲慨。
以"乔木生云气"这一开阔巨大的形象开篇,含有"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意味。"乔木"者,大树也。是词人入园以前之所见,又暗喻韩世忠。《后汉书·冯异传》:"请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不仅如此,这一句词,还可以使人联想到《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暗示韩世忠从龌龊的官场中受到排斥打击,被迫迁居沧浪事。这一句兴'中有比,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访中兴、英雄陈迹,暗追前事。"
这两句是直陈,交待这次看海的目的以及对英雄的无限景仰。继之则拈出韩世忠一生最为动人的事迹加以抒写:"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这两句写的是黄天荡之捷,抒发了词人的感慨。韩世忠在黄天荡以八千人的兵力,抗击着金兀术的十万大军,坚持了四十八日。黄天荡之役,虽然使兀术"不敢再言渡江",但韩世忠也因遭受火攻而退回镇江。史载:兀术刑白马以祭天,及天霁风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绝流击之。海舟无风不能动,兀术令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师遂大溃,焚溺死后不可胜数。世忠仅以身免,奔还镇江。"作者对此深以为憾,故词中表示,如果东风劲吹,毫不吝惜地给韩世忠以一臂之助,那么失去的神州故里就很可能得以恢复。"旋小筑、吴宫闲地。"紧承上句,写韩世忠被剥夺兵权之后,过的是"不再言兵"的退隐闲居生活,点明了"沧浪看梅"这一主题。"华表月明归夜鹤"至上片结尾,用丁令威学仙的故事,引出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慨叹,并以"枝上露,溅清?quot;这一眼前景物来加以渲染和烘托。下片换头紧扣词题,承接上片,对看梅的过程略加梳理,点出吴潜当时的身份。"步苍苔"三句点出"梅"字,深化意境,至"重唱梅边新度曲,催发寒梢冻蕊",把词的意境进一步提到爱国统一与关心时事这一思想高度。"寒梢冻蕊"是南宋王朝怯懦无能,不图进取,苟且偷安这一政治形势的写照;"催发",含改变现状、力图有所作为的积极意义在内。"重唱梅边新度曲",实际是呼唤春天的到来,呼唤国家的振作。在这主要之点上,作者与吴潜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二者的知己之情已和盘托出了。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即使他们"此心与东君同意",而当前的现实却是"后不如今今非昔"。不仅世无韩世忠,而且连黄天荡那样的战役也不可能出现了。面对现实,无可奈何,作者与吴潜只能"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了。陈洵在《海绡说词》中说:"'心与东君同意'能将履斋忠款道出。是时边事日亟,将无韩、岳,国脉微弱,又非昔时,履斋意主和守而屡书不省,卒至败亡,则所谓'后不如今'……言外寄慨。"可见,词中的悲愤心情实是有感而发的。
读《金缕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辛派词人的作品,因为这首词充分表现出作者的爱国热忱与对时事的慨叹,而且写得"慷慨纵横"、"悲壮激?,具有豪迈奔放之气。
吴文英之所以能写出这种豪迈奔放的词篇,除作者本人具有阔大的胸襟与关心国家时事的思想感情以外,同时还与词的艺术表现有关。比较看来,纳入这首词里的主要是巨大的场景。高大的英雄人物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抒发的又是由国家兴亡而引起的大悲大慨。因此,词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沉郁顿挫、苍凉悲壮的豪气。陈洵说:"清真、稼轩、梦窗三家,实为一家。"就这一点来,是颇有道理的。但是,吴梦窗毕竟不是辛弃疾。即使他的某些词近似辛派,但从根本上讲,二者又有明显差别。以本篇为例,其主要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描写巨大场景、重大历史事件时,又往往与某些清幽的意境、较小的生活细节相结合,直陈中带有显著的象征性。"乔木",象征巨大的英雄形象;"寒枝冻蕊",象征南宋王朝的日趋没落;"枝上露,溅清泪",象征人民群众的悲恸;"重唱梅边新度曲",象征个人的爱国热情,等等。二是主观抒情词句与客观形象的描绘紧密结合,二者互为补充,并且常常以实为虚,化虚为实。词的本意是凭吊韩世忠黄天荡未获最后全胜,以致失地未得恢复。但作者却把这整个战役及其后果概括为"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两句,其内涵是颇为丰富的。又如,作者设想韩世忠如能重返故居,他也一定要为国事日非,今不如昔而悲叹的。但却以"华表月明归夜鹤"等少许词句来表现,令人玩味不尽。下片又以"后不如今今非昔"与之相给合。所以,这首近似辛弃疾的豪迈之作,在艺术上也仍然保留着梦窗词本身的艺术特点。所以陈洵又说:"清真、稼轩、梦窗,各有神彩,……莫不有一己之性情境地。"
由上可见,梦窗词是多样化的,他的词也并非完全"隐晦",至于讥评他的词"思想内容往往无足取",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了。
上片侧重写景,“参横月落,客绪从谁托”,是写眼前的实景,月亮已落,参星横斜,正是天将破晓之际,纳兰已经要从汉儿村出发了。“客绪”是指一种行旅怀乡的愁思。这满心的情绪,真真是,又该从何说起。在这样的茫然无奈中,词人抛出了虚化的两句,“望里家山云漠漠,似有红楼一角”则是虚笔,太多执着的情绪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纳兰似乎也并不介意在这里用这种方式变现他思乡之情。红楼显然是想象之语,而在这里,“楼”并不是重点,红楼一角之下,定是有佳人倚栏,翘首企盼着词人的归期吧,此情悠悠,两心知。
下片侧重写情。先说后两句,“输与五陵公子,此时梦绕花前”,单看这两句自然是无头无脑,不过连上前面两句,“不如意事年年,消磨绝塞风烟”就可以看出,纳兰这其实是在抱怨了。他感叹道自己年年都有不如意之事,要戍守塞外,在缕缕风烟中消磨时光。看来,纳兰自己的确是比不上此时正在游赏玩乐的京城贵族子弟们啊,他们恐怕此时正过着活色天香般的生活吧。词人拿远行在外孤寂无聊的自己,和在京师里过着悠闲生活的人们相比,在看似情绪平静的表面之下,他实在是忍不住满腹牢骚。短短四句,言浅而意深。
这样一个结句,也是对上片落句的回照,在整首词里构成了一种前后勾连、回环往复的韵致,《清平乐》这样短小的词牌能写出这样回环往复的意味,可见纳兰情意之深切,也更让人觉得其中哀伤之情愈加的缠绵委婉。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
此诗中“数骑”和“敢”字都是经过锻炼的字眼。只用三个字就表现了安禄山叛军的强壮和官军的怯弱。“青是烽烟白人骨”这一句,本来应该说“青是烽烟,白是人骨”。缩成七言句只好省略一个“是”字。《同谷歌》有一句“前飞鴐鹅后鹙鶬”,本来是“前飞鴐鹅,后飞鹙鶬”。省略了一个“飞”字。又《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一句“秦有李斯汉蔡邕”,省略了一个“有”字。这种句法,仅见于七言古诗,五言诗中绝对不可能有。七言律诗中也少见。“青是烽烟白人骨”止是一个描写句,“白人骨”还属于夸张手法。阵亡士兵的尸体暴露在荒野里,至少要几个月才剩一堆白骨。杜甫此句,只表现“尸横遍野”的情景。他有一首《释闷》诗,其中有一联道:“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也是写战后的原野,它和“青是烽烟白人骨”是同一意境的两种写法。
此诗第二联写安禄山部队的强悍,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官军死亡之惨。而在叙述同一事件的另一首诗《悲陈陶》里,第二联写官军士气怯弱,无战斗力;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群胡”的飞扬跋扈。可见杜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同一事件的艺术手法。第四联是写被困在长安城内的人民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陈陶斜一败之后,长安城中的人民在痛哭之馀,还希望官军马上再来反攻。可是在青坂再败之后,人民知道敌我兵力相差甚远,只得放弃“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念头。杜甫在长安城中,听到唐军战败的消息,心中非常焦急。而只好设想托人带信给官军,希望他们好好整顿兵力,待明年再来反攻。这两首诗的结尾句深刻地表现了人民对一再成败的官军的思想感情的合于逻辑的转变。
《杜诗镜铨》引用了邵子湘的评语云:“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杜之所以为诗史也。”这个评语,反映出邵子湘认为两个结句有矛盾,因此他把《悲陈陶》的结句说是人民的感情如此;把《悲青坂》的结句说是军事形势有这样的需要。他以为这样讲可以解释矛盾。其实是似是而非。要知道,“军机如此”,也同样是长安城中人民听到青坂之败以后的认识和感情。杜甫写的正是人民思想感情的转变,根本不能以为两首诗的结句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