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王安石针对当时俗儒歪曲历史事实，把糟粕当精华的情况而写的，诗的前四句说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这首诗写得深沉、抑郁，抒发了诗人的忧愁和怨愤，容量甚大，耐人寻味。
诗的开头四句说自古以来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历史从来都是难以说清的，即便是在当时也是非难辨，在遥远的后世就更是如此了。
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即便是最出色的画师，也无法描绘出人的精神。因而史书不过是故纸堆而已，并不能真正表达出历代高贤的品格。王安石不只是替古人感慨，也是为自己担忧，他已经预感到那些守旧势力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后世强加于他的污水肯定不会少。他提醒人们，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正史”对他的评价。应当透过层层迷雾追寻历史的真相。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是被后人推崇引用的名句，常用来说明在文艺创作上刻画人物时，外表好写而内心世界和本质精神却不易写的道理；或者说明要反映事物的本质是不容易的。
诗首联就抒发身世之感，说自己长期辗转道路，似随风飘转的蓬草一样，没想到今年又往巴东去。以蓬草喻生涯无定，是前人常用的比喻，陆游用在这里，不但很切合他的身世，更因为他此刻离家不久，还带着离别的遗愁，所以分外凄切。“无归”二字，结合陆游生平以收复国土为己任，渴望战斗在前线来看，不仅仅是说自己似飞蓬，不能安居，而是对此行是到夔州，仍是闲职，不能为国出力而感到不满。次句写赴官巴东，构思巧妙，不直说其事，而说自己做梦到巴东，既说出了目的地，又表现了自己复杂的心情。陆游在出发以前，曾作《投梁参政》诗，直率地说自己“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梦到巴东，正是这一心情的反映。当然，三峡蜀道之难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次联便遥想此行前程的苦难，说蜀道是万死一生的险地，自己将步入那千峰百嶂之中。这两句是想象之词，也可理解为上联所说的梦中所历，在写行路难中，不免也有世路艰难的感叹。
诗的前两联是说明晚泊即乘舟出行的原因及黯然的心情，第三联正式入题写晚泊，通过泊船时的一件小事及眼前的景色来表现。邻舟乞火，乡间庙宇有船夫们祈祷顺风，看似漫不经心而出，实际上以借火说明夜泊，以庙宇说明所泊处不是很荒凉的地方；由此末尾再顺手带出晚泊的地点是淮南岸，眼前是落日、啼鸦、戍楼。尾句结得很萧索，与诗人的心情紧密相合。瓜洲属镇江，陆游曾在这里任职，当时斗志昂扬，满怀希望，以致他后来在诗中自豪地宣称他这段经历，有“楼船夜雪瓜洲渡”句。如今他旧地重到，见眼前萧然景色，叹仕途多艰，壮志难酬，心中感慨，可想而知。
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说自己早年学诗，“残余未免从人乞”，自从四十八岁到南郑从军，从现实中汲取了创作源泉，遂悟出诗家三昧。这首诗是陆游从军南郑以前的作品，格调远不如他晚年作品那么苍劲雄健，或多或少还可看出他向江西诗派作家曾几学习的痕迹。
但全诗看似随笔挥洒，仍能情意相贯，属对工整，是他前期诗中的佳章。清刘熙载《艺概》说陆游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就是指这一类诗。陈衍《宋诗精华录》说：“翁与石湖、诚斋皆倦游者，而石湖但说退居之乐，陆、杨则甚言老于道路之苦，似与官职大小亦有关系。”此评恐未真正说中放翁心事。
这首词写春日闺情，抒写一位女子与相爱之人分别后寂寞、无奈的心情。
上阕写女主人公池上凭栏闲望，用“花映柳条”领起，“雨萧萧”作结，两句都是写景，前句明艳，后句暗淡，寓意着好景不常，美人迟暮。中间“闲向绿萍池上。凭阑干，窥细浪”三句写女主人公的一系列动作，重点落在一“闲”字上，以示她凭栏窥浪，全不觉得赏心悦目，体现其百无聊赖的内心感受。
下阕写女主人公深闺怀远的寂寞。换头二句写她的境遇和感受。“近来音信两疏索”七个字，将相思离情点出，以下的描写无不因这情思引起。音信疏索是心情寂寞的原因。接下来“洞房”“寂寞”以一“空”字修饰，与上片的“闲”字相应，足以体现其无比遗憾的心绪。最后“掩银屏，垂翠箔，度春宵”三句紧承“疏索”“寂寞”，写女主人公掩屏垂帘，苦度春宵。
全词以外显内，用女子的行动来表现了她空虚寂寞，无限惆怅的内心世界。
唐人音乐诗较著名者，有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李白《听蜀僧濬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琵琶行》等及韩愈此篇。篇篇不同，可谓各有千秋。喜惧哀乐，变化倏忽，百感交集，莫可名状，这就是韩愈听颖师弹琴的感受。读罢全诗，颖师高超的琴技如可闻见，怪不得清人方扶南把它与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相提并论，推许为“摹写声音至文”了。
此诗写作者听颖师弹琴的感受。诗从演奏的开始起笔，到琴声的终止完篇。诗人首先运用多种手法刻画了音乐形象，然后，诗人又写了音乐效果，以自己当时的坐立不安、泪雨滂沱和冰炭塞肠的深刻感受，说明音乐的感人力量。形象的刻画为效果的描写提供了根据，而效果的描写又反证了形象的刻画的真实可信，二者各尽其妙，交互为用，相得益彰。
诗分两部分，前十句正面摹写声音。起句不同一般，它没有提及弹琴者，也没有交待弹琴的时间和地点，而是紧扣题目中的“听”字，单刀直入，把读者引进美妙的音乐境界里。琴声袅袅升起，轻柔细屑，仿佛小儿女在耳鬓厮磨之际，窃窃私语，互诉衷肠。中间夹杂些嗔怪之声，那不过是表达倾心相爱的一种不拘形迹的方式而已。正当听者沉浸在充满柔情蜜意的氛围里，琴声骤然变得昂扬激越起来，就象勇猛的将士挥戈跃马冲入敌阵，显得气势非凡。接着琴声又由刚转柔，呈起伏回荡之姿。恰似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敌氛尽扫，此时，天朗气清，风和日丽，远处浮动着几片白云，近处摇曳着几丝柳絮，它们飘浮不定，若有若无，难于捉摸，却逗人情思。琴声所展示的意境高远阔大，使人有极目遥天悠悠不尽之感。
蓦地，百鸟齐鸣，啁啾不已，安谧的环境为喧闹的场面所代替。在众鸟蹁跹之中，一只凤凰翩然高举，引吭长鸣。“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这只不甘与凡鸟为伍的孤傲的凤凰，一心向上，饱经跻攀之苦，结果还是跌落下来，而且跌得那样快，那样惨。这里除了用形象化的比喻显示琴声的起落变化外，似乎还另有寄托。联系后面的“湿衣泪滂滂”等句，它很可能包含着诗人对自己境遇的慨叹。他曾几次上奏章剖析政事得失，希望当局能有所警醒，从而革除弊端，励精图治，结果屡遭贬斥，心中不免有愤激不平之感。“湿衣”句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颇相类似，只是后者表达得比较直接，比较显豁罢了。
后八句写自己听琴的感受和反应，从侧面烘托琴声的优美动听。“嗟余”二句是自谦之辞，申明自己不懂音乐，未能深谙其中的奥妙。尽管如此，还是被颖师的琴声所深深感动，先是起坐不安，继而泪雨滂沱，浸湿了衣襟，犹自扑扑簌簌滴个不止。这种感情上的强烈刺激，实在叫人无法承受，于是推手制止，不忍卒听。末二句进一步渲染颖师琴技的高超。冰炭原不可同炉，但颖师的琴声一会儿把人引进欢乐的天堂，一会儿又把人掷入悲苦的地狱，就好比同时把冰炭投入听者的胸中，使人经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剧烈波动。
全篇诗情起伏如钱塘江潮，波涛汹涌，层见迭出，变化无穷。上联与下联，甚至上句与下句，都有较大的起落变化，例如首联“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写柔细的琴声，充满和乐的色调，中间着一“怨”字，便觉波浪陡起，姿态横生，亲昵的意味反倒更浓，也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又如首联比以儿女之情，次联拟以英雄气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柔一刚，构成悬殊的形势。第三联要再作起落变化，即由刚转柔，就很容易与第一联交叉重叠。诗人在实现这一起伏转折的同时，开辟了另一个新的境界，它高远阔大、安谧清醇，与首联的卿卿我我、充满私情形成鲜明的比照，它所显示的声音也与首联不一样，一者（首联）轻柔细屑，纯属指声；一者（三联）宛转悠扬，是所谓泛声。尽管两者都比较轻柔，却又各有特色，准确地反映了琴声高低疾徐的变化。清人方东树说韩愈写诗“用法变化而深严”（《昭昧詹言》），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历来写乐曲的诗，大都利用人类五官通感的生理机能，致力于把比较难于捕捉的声音转化为比较容易感受的视觉形象。这首诗摹写声音精细入微，形象鲜明，却不粘皮着肉，故而显得高雅、空灵、醇厚。突出的表现是：在摹写声音节奏的同时，十分注意发掘含蕴其中的情志。好的琴声既可悦耳，又可赏心，可以移情动志。好的琴声，也不只可以绘声，而且可以“绘情”、“绘志”，把琴声所表达的情境，一一描摹出来。诗歌在摹写声音的同时，或示之以儿女柔情，或拟之以英雄壮志，或充满对自然的眷恋，或寓有超凡脱俗之想和坎坷不遇之悲，如此等等，无不流露出深厚的情意。
韩愈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文学巨匠。他写作诗文，能够摆脱拘束，自辟蹊径。这首诗无论造境或遣词造语都有独到之处。以造境言，它为读者展示了两个大的境界：一是曲中的境界，即由乐曲的声音和节奏所构成的情境；一是曲外的境界，即乐曲声在听者（诗人自己）身上得到的反响。两者亦分亦合，犹如影之与形。从而使整个诗歌的意境显得深闳隽永，饶有情致。
以遣词造语论，不少诗句新奇妥帖，揉磨入细，感染力极强。例如开头两句押细声韵，其中的“女”、“语”和“尔”、“汝”声音相近，读起来有些绕口。这种奇特的音韵安排，恰恰适合于表现小儿女之间那种缠绵纠结的情态。后面写昂扬激越的琴声则改用洪声韵的“昂”、“场”、“扬”、“凰”等，这些都精确地表现了弹者的情感和听者的印象。另外，五言和七言交错运用，以与琴声的疾徐断续相协调，也大大增强了诗句的表现力。如此等等，清楚地表明，诗人匠心独运，不拘绳墨，却又无不文从字顺，各司其职。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其实也是韩愈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