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融叙事、写景、议论与抒情于一体。诗人通过送别纵宇一郎饯别时的心境描写，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并把这些想法与愿望，直抒胸臆告诉友人，勉励他为国、为民、为实现时代赋予了我们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其中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和浩然之气，大大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送别诗。
这首七言古诗是一首送别诗，全诗共分五层：第一层，“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中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白云亮了，南岳衡山积压的阴雨已消散，天马山、凤凰山还留有春天的树木。开篇两句，为我们点出了送别的时间、地点，也寓意祖国江山正在逢勃的春华里，让人们感到生机蓬勃。少年英雄，峥嵘奋发，心怀屈原，贾谊之才。因为屈原、贾谊都出自湘楚这个灵秀之地，青山秀水的灵气特别钟情于这个湘楚大地。曾国藩曾有句云：“连水湘江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三、四两句为朋友东行去干一番事业，作勉励之词，制造气氛，也以历史上年轻杰出的屈原与贾谊，来衬托纵宇一郎也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更应好好学习。开头四句为人们描绘了一种壮观的送别场面。
第二层，“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湖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诗从第五句开始，转入送友的主题。您走了，我要为您高歌一曲，鲲鹏展翅击浪从此开始了。第六句“鲲鹏击浪”，比喻纵宇一郎东行的壮举与气魄。当时日本与中国有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到日本留学因难重重，极不安全，故有“鲲鹏击浪”之说。纵宇一郎东行，就连洞庭湖、湘江水也高涨起来，水连着水，天接着天，大型巨舰正要向东直接进发。此时诗人不但为你歌唱，连洞庭湖、湘江水也感动得卷起波浪，摇曳苍天。七、八两句，诗人给我们勾勒了一副水边壮行的送别图：船马上就要开航了。
第三层，“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是萦怀，要将宇宙看梯米”。在这出发之前，人们感到庆幸的是，不知怎的满天的愁云散出，却被万里东风吹得无影无踪，出发却是一个极好的天气。九、十两句表面上在写天气，实际上在写友人。劝说友人，大丈夫不要为小事萦怀于心，而应该把诺大的宇宙，只看作如小米那么大，把世事看作平常，这是对朋友的殷殷之情，也体现了毛泽东年青时巨大的襟怀。
第四层，“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至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1917年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宗旨就是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并亲自起草其章程。那么，要治理世界，必须先从自身做起，先要“修身、养性、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毛泽东引经据典。《孟子·公孙丑》中孟子曾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就是说：五百年就会出一批名人。《后汉书·祢衔传》曰：“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是数也。”意思是说，天将降大任予我辈同仁，开辟新天地，非吾辈莫属。历史的重任已落到我们肩上，莫负于时代的重任，应当拼搏向前。十三句至十八句，从历史与现实的高度进行论述。
第五层，“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诗的最后四句，点明送行的主题，回应开头。诗人与一批新民学会的同仁，为去日本的纵宇一郎在平浪宫前把盏饯行，临别之际，有着叙不完，道不尽的友情。长江口的崇明岛和日本的对马岛，只隔着“一衣带”宽的水面，隔海能相望。“天涯若比邻”，大家会心心相印，书信往返不断，但“送君千里终须别”，“饯行后我自回去，而你却已远去了。”此处表现了作者和纵宇一郎的依依惜别之情。最后一句，化用《庄子·山水》中的“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吾自此远矣！”表现了毛泽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点题园诗。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他过着笨拙、简朴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要坚定自己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地里的桑与麻都在雨露里安静地生长，燕子和麻雀也渐渐在这里安家了。这是杜甫安静的生活状态，朴实而淡定，淳静而单调。
“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远处不时传来村里社鼓的声音，急促而有力，溪里的渔舟在水面流转飘荡。“心迹双清”现在已经成为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南朝·宋·谢灵运的《斋中读书》里有这样的句子：“矧迺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注意，他是寂寞，到杜甫才有了“双清”这个说法。杖藜，指拄着手杖行走。藜，是野生植物，茎非常坚韧，可以做拐杖。《庄子·让王》里说：“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这时杜甫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可不就是白首。心迹双清，指心地、行为高洁，没有尘俗之气，杜甫觉得自己的生活超脱了尘俗，对于杜甫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快乐。
“村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紧迫的事情可做，于是，不用起来那么早，因为不需要经营，也不参与勾心斗角（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或者说，他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的居处变得格外清幽。竹子衬托着田野的绿色，草舍的倒影在江流里荡漾。
“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没有学上，就放纵孩子的懒惰不去管他们，因为太穷，也只能听任妇人的唠唠叨叨个没完，诗人也不想去赚钱（其实他没门路赚钱），任凭家里一直穷着。人生百年不过是浑然一醉罢了，不需要见人，因此长达一个月不用梳头（因为梳头没有用，没必要梳头），后来闻一多引用过这个典故，专心做学问的闻一多，觉得修饰形容不重要，这跟杜甫的“一月不梳头”意思并不完全一样。
“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容颜衰朽的我甘愿屏却我的踪迹，有一些清幽的事情供我在高卧赏心：鸟儿落在地上，在竹根旁边行走，乌龟顶开水中的浮萍叶子游过。
“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犹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年景不好，原来的酒钱已经不够用了，我只能并日而食（两天吃一天的饭），省下来经营园蔬得来的收入，用以买酒。“甘泉歌”是一首乐府诗，原歌是：“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塸。'诗人一边唱着甘泉歌，一边击打着酒樽，歌太长，酒樽都被敲破了，歌真的长吗，不长，但一直唱，一直敲，酒樽总会破掉的。
这首诗写的是杜甫在草堂的生活状态，这给人的印象是杜甫是懒散的，这像一个混吃等老的闲人，一个失去理想的人，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杜甫的懒散是因为他想做事而做不成，他苦恼，他没有办法，大环境之下，他只能以自己的“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做形式上的抗争，他憋屈，他苦恼，他以懒散的行状示人，而实际上，他的生活是相当积极的，否则就不会有草堂安定的生活了，他砍树除草，他伐竹种药，比如《除草》诗“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比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成竿”。老杜不管在怎样的生活状态之下，他从来都是积极的。
这是一篇借物托讽的文言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猎状企图用竹管吹奏出鹿鸣的声音来诱杀鹿，结果招来了其他野兽，最后被熊吃点的故事。主要是讽刺那些没有真正本领却只凭侥幸混日子的状，并直接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文生动的故事与严肃的立论两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个状本领不够，却怀着侥幸的心理，想着依靠华而不实的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状格化，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文中出现了形象，有鹿、貙、虎、熊，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熊是猎状的主要敌状，所以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状立，绝有力而甚害状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作者对其专长也进行了交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及由此而生发、展开。猎状吹竹为鹿鸣，本来是想要猎鹿，但结果与想法相反，先引来貙，吹作虎吼以惊貙，又引来了虎；作熊叫又引来的熊，弄巧成拙，猎状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熊撕碎吃掉。
猎状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完全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状。
整篇文章的寓意很深刻，主要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缺少真本领的状。这种状虽然能依靠欺骗手段蒙混一时，但在紧要关头，难免原形毕露，害了自己。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寓言也暗示着对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讽刺。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日趋膨胀，朝廷为了牵制那些跋扈的强藩，就有意识地扶植另一些节度使，企图以藩制藩。结果是甲藩未平，乙藩更强，对中央的威胁更为严重。柳宗元不赞成“以藩制藩”论，此文末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的告诫，道出此文的寓意，讥讽唐统治者不修内政、依赖外力的各种政策的弊害，隐喻朝廷如不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做法，必将招致像文中猎状一样的覆灭命运。
这篇寓言是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
此赋一百八十余字，篇幅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它表现了作者为实现志向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全文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这篇赋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罹祸后写的，作者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昏昏罔觉”表示极大的愤慨，控诉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揭露统治集团的互相倾夺、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篇末“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和“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等语，表露了司马迁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与《报任安书》中的“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相对照。
西汉辞赋表现为大赋，颂扬着帝王功德，润色着帝王鸿业，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美恶不分、公私不明、互相倾夺、贪生怕死、好贵夷贱之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也正因为此，所以虽克己复礼，仍“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
司马迁不以赋见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在名气上虽不如一些名赋，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对后来的抒情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有一定的影响。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