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诗人入蜀作杜鸿渐的幕僚，感知遇之恩，兼寄济国心愿，诗人心绪也较为明快开朗。全诗以开合变幻笔法写远景布近景，着力于染，归结于点，皴染调匀其色泽，勾勒妙画其形神，风烟美景，琳琅满目，尽人于画面，而又疏密有致，层层有序，诗人从容悠然的心绪也豁落落地毕现。诗句组对精严，语言华美而不繁缛，是岑参融六朝丰美华艳的艺术风格与唐之清新俊逸于一体的佳作。
诗末说“此行为知己，不觉行路难”，前文也只是比较有节制地描写蜀道之难。杜鸿渐也是一位作家，岑参的新诗肯定是要给他看的，这就不可能完全自由地抒写，也就不可能十分精彩了。
先前杜甫入蜀时也经过此地，有《五盘》诗云：“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杜诗详注》卷九：“栈道盘曲有五重”，仇注云：“栈在上，江在下，岭在中间，故云仰凌俯映”。杜诗及其注释可以与岑诗互参。
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娄山关战役胜利之后所写，最早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发表时没有标明写作时间。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时，将写作时间标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这首词上阕写的是红军向娄山关进军的途中，下阕写的是娄山关战役胜利之后的景象。
这首词以“西风烈”三字起笔，气势如虹。在苍茫的云贵高原，时常有大风吹过。会值清晨，诗人置身此地，首先感觉的就是无处不在的西风。毛泽东在形容西风的时候，用了一个“烈”字。此处这个“烈”字通“颲”字，《说文解字》中释道：“烈，火猛也”；“颲，烈风也”。颲、烈，二字同源。毛泽东拿本意形容火猛的“烈”字来形容西风，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西风的阔大和威猛，像熊熊大火燎原而至，成功地烘托出苍茫甚至有点悲凉的氛围和基调来。
第二句是“长空雁叫霜晨月”。在辽阔的高原上，秋风如此之大，任何声音都可以传得清晰悠远，尤其是声声感发人思的雁声。循着雁叫之声，诗人抬头望去，只见霜降四野，月照八荒。“霜晨月”三字，简洁扼要地写出了月色下的情景和氛围。“霜晨月”，既可按照字面意思解释为在下了霜的早晨看到了高空的月亮，但如果理解为晨月之光皓洁如霜，亦未尝不可。意境浑然，思致动人。
紧接着，按照词牌要求，诗人叠韵而继用“霜晨月”。如果说前面的“霜晨月”写的是皓月当空，霜降晨曙的话，第二个“霜晨月”写的应该是月光泻地的意境了。顺应着这个叠韵效果，很自然地从天上转到地上，从而自然地引出了“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以此来收结上片，深得作诗“不烦绳削而自合”（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之妙。
上阕这四句写景，实则非自然之景，实是作者眼中之景，如王国维所说的“景中有我”，实在是写情中之景，以表达景中之情，写作者之所感所想。所以，这里的景物描写其实不过是作者的真实感受的外化景象，是作者当时的心情投射在周围景物时所看到的事物。正因为寒冷，才觉得西风烈，正因为路难行，才觉得霜重；正因为心情沉郁，才听得雁叫凄苦，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而这也正是红军当时冬夜行军的真实写照。上阕的整体色调的灰暗的，天色未亮，凄风冷月，行军困苦，可谓没有一点亮色。上阕确定的基调是阴沉抑郁的，一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让人变得心情沉郁。
下阕上来起始二句，一片的凄厉悲壮，豪气突升，一笔宕开，并不写攻占娄山关激烈的战斗，而是指明即便关山漫漫，长路艰险，但已定下从头做起。照一般的章法写来，下阕可以写人之困顿，路之艰难，以抒行军艰难之慨，进而深化这种基调，写成一首写长征路难的抒情之作。但作者没有如此，而是笔锋一转，横空出世，全词的调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下阕的开头，虽然语调比较舒缓了，但“真如铁”三字，突出了夺取这座雄关的艰辛——作者通过“铁”这一物象的坚硬、沉重，艺术地把“艰辛”具体化、形象化，这是很精巧的构想，“真如铁”这个“铁”字用得极妙，让人有超现实之感。因而已被广泛传诵，成为佳句。而句中的“漫道”二字却又展露出藐视艰辛的豪迈情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这个句子的内涵极为丰富。
“而今迈步从头越”是上句的自然延伸。“迈步”就是举大步，经过战斗，“雄关”而今已变成通途。“从头越”这三个字凝结了多少内心的奋发突破之情。这支革命队伍跨越雄关，踏平险阻的坚强决心和无畏勇气就出来了。激抒自己一腔英雄豪气以及对获胜的信心。诗人感到即便过去遭过一些失败，但可以“从头越”。
词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两个景句来收笔，极有情味。前一句写山。“苍山”即青山。既写出了山的颜色，也隐约流露出作者的喜悦。“如海”是说山峦起伏不尽，就像碧波万顷的大海。不仅展现了壮阔的山景，也表明了作者是站在高处眺望，一股雄壮的气概萦绕于句中。后一句写夕阳。“如血”是说夕阳像鲜血那样殷红。它点出了红军胜利越关的具体时间，还使人通过这一壮丽的图景联想到红军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也是对词的前阕及后阕首句中“真如铁”所蕴含内涵的回应。这两个色彩鲜明的比喻句既描绘了景物，又饱含着感情。写的是黄昏景象，从凌晨写到黄昏，乍看跳跃起伏，前后不太连贯，但作者正是利用了这种时空上的错位，描写了这样的一幅景象：天亮复天暝，红军经过一夜又一天的急行军，早已过了险峻的关口，击败敌人，占领了娄山关，把困难和艰险抛到了身后。一天激战后，遍地硝烟，血流成河，英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战场上，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娄山关的崇山峻岭，而红军的旗帜在烈烈西风中飘扬，在夕阳中显得格外地鲜红。
此时诗人伫立于娄山关之巅遥看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莽莽苍苍，如大海一般深邃，而黄昏的夕阳渐渐落下，剩余的一抹霞光如血一般映红了天际。画卷之美正符合苍凉沉雄的大写意之境界，而这种大写意之境界正是汉风众美之中一类。李白《忆秦娥》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曰：“寥寥八字，遂关千年登临口。”而毛泽东这最后二行博大苍茫之气与李白有同气相呼应之感，同时毛泽东这二行还更多一些英雄之气与壮丽之气。
综观全词，上阕写景，下阕抒情，景中含情，情中又有景，情景一体，水乳交融。而且其结构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上阕沉郁，下阕激昂，上阕取冷色调，下阕取暖色调，色彩对比强烈，感情对比亦同样强烈，上下阕的强烈对比，恰恰反映了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作为一代伟人指挥若定的气魄。通篇只有四十六个字，篇幅虽短，但雄奇悲壮，气势如虹，寥寥数笔，“份量”很重，像一幅出自大师手笔的简笔画，笔简而意无穷，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的冬夜行军图，表现了作者面对失利和困难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