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贵自然,“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清·薛雪《一瓢诗话》),托物寄兴亦以自然为绝妙,自然天成是咏物诗的至境。丘浚作诗主张自然成文,反对用奇语异辞,认为“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答友人论诗》)。所以,他的诗大都写得自然清新,颇多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机趣。他的咏物诗也大多是“眼前景物口头语”的自然流露,并不刻意追求寄托,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托物寄兴,借景言情,似无寄托而寄托遥深,更是精彩绝妙,不同凡响。
这首《咏荔枝》诗看似寻常却奇兀,正确理解“可怜”一句,是准确把握全诗寄托所在的关键。一般人都把“可怜”理解为“哀怜”,那不但是对诗人匠心的隔阂,更是对诗人襟抱的无知,丘浚从小就胸怀“遥从海外数中原”(《五指山》)、“应须一口吸江湘”(《海》)的雄心大志,对生在海南长在海南充满着自豪和自信,没有丝毫的自卑,绝不会作怨天怨地的可怜相。他志大才大,深受时人器重推荐,使他少年得志,一路春风得意,从一介书生做到中央高级长官。绝不会有怀才不遇的天涯沦落人的失落感。
所以,“可怜”在这里只能是爱怜之意。“可怜”作“可爱”解古已有之。如古乐府《孔雀东南飞》:“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唐·杜牧《睦州四韵》:“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宋王安石《北堂》:“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据此,末两句是说,海南荔枝之所以天生就具有一种无以伦比的甜美味道,是因为它长在得天独厚的海之角天之涯,才能生就如此无以伦比的天然美质,才能这样加倍招人喜爱和受人青睐。只有在天涯海角这片得天独厚的热土上,才能生长出海南荔枝这种无比珍贵的天然美物。诗人对海南荔枝这种无以复加的嘉许推崇,其中正寄托着诗人对海南故土的无以复加的厚爱与眷恋。而这种寄托又妙合无垠,自然巧妙,更显得意蕴深厚意味深长,既深得风人之旨又深得咏物三昧。
苏轼生性爱好登山临水,对祖国山河具有浓厚的兴致。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更加纵情于山水之间,以领略人生的另一种乐趣。这组七律,即既写其游山玩水之乐,又抒其心中感慨。
第一首前二联诗人的万端感慨已涌现于笔端了。诗人到杭州任,至此时已届三年。三年来,虽与知州陈述古唱酬往还,交谊颇深,但仍遭人排挤,故曰:“推挤不去已三年”。仕途既艰,则该稍敛锋芒
熙宁初,因为诗人数次上书论新法不便于民,退而亦多与宾客讥诮时政,其表兄文同就极不以为然,故在他出为杭州通判时,就有《送行诗》相赠:“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可是诗人不听,继续不断作诗讥刺新政,诸如《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诗人自己也觉得好笑:这就怪不得连那鱼鸟也要嘲笑我的顽固不化了。首联诗人慨叹自己实在过于“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见《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便也怨不得自己不能“放归江北路”了。诗人杭州之任,虽属自愿请行,但也形同放逐(那是由于政敌的攻击,不使安于朝廷),因道:放逐南来,既未蒙赐环,我也就乐得任性逍遥,这可是天教我“看尽浙西山”了。浙西这一带是山明水秀之区,真够诗人尽兴游赏的了。颔联在达观之言的后面,强抑着内心的愤懑。
诗人为首,一行三人,迤逦而行,尽管感慨丛生,然而去游寺,毕竟是令人高兴的事,故而下面二联便转笔写同游者,写他自己随兴赋诗的心情。
尚书,用毛玠典故。毛玠典选举,所用皆清正之士,故曹操尝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处士——唐末诗人方干,终身不仕,隐居于会稽鉴湖之滨,以渔钓为乐,时号“逸士”。颈联先赞美县令毛国华是有清风亮节的毛尚书之后,又将县尉方武比作“风流水石间”的处士方干。同游者既都是清流雅望之士,诗人自然觉得十分难得:“一笑相逢那易得”,由不得他不兴致勃勃起来。诗人兴来必要赋诗,又自以为“数诗狂语不须删”——这几句诗乃我率真狂放的本色之言,不必过于认真,推敲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