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古代圣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都知道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注释
不忍人之心:怜悯心,同情心。
乍:突然、忽然。
怵惕:惊惧。
恻隐:哀痛,同情。
内交,内交即结交,内同 “纳”。
要誉:博取名誉。
乡党:同乡。
非恶其声而然:并非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才这样。
羞恶:对自身的不善感到羞耻,对他人的不善感到憎恶。
辞让:谦逊推让。
端:开端,起源,源头。
四体:四肢。
贼:伤害。
我:同“己”。
然,同“燃”。
达:流通,指泉水涌出。
保:定,安定。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本诗首联写文山祠的悲凉景象,为全诗的情调打下了基础;颔联概括文天祥一生的悲剧,颂扬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颈联连用子规、燕月、精卫和浙江潮来隐喻文天祥被害后,人们的沉痛哀思;尾联用岳飞比文天祥,以英雄遗恨长存作结。全诗歌颂文天祥坚贞不屈的精神,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用典精当,词句凝练,格调沉郁,情感深切。
首联先写文山祠内庄严肃穆的气氛。红色的帷帐映着灯火,摇晃在寒风里,这景色让诗人想象文天祥当年在风雨飘摇中孤军奋战的历史场面,显示文天祥的爱国精神远远没有消失。这里用了对比的手法,虚实相衬,从而表现出文天祥不屈的英灵,也暗含了对文天祥死难的痛悼与钦敬。这一联,讴歌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并把“英灵迥未消”五字作为全诗的纲领,以下皆由此而生发。
颔联用洗炼的笔墨,概括了文天祥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乾坤浩荡身难寄”,南宋灭亡,国家不存,文天祥避敌追捕,然而乾坤浩荡,无处寄孤臣义士之躯。“道路间关梦且遥”,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被押往元都燕京,这句写押解途中情景。文天祥抗元不果,忠义难寄,诗人用十四字描述文天祥九死一生,百折不挠的经历,暗含诗人对文天祥浩然正气的赞赏。
颈联连用数典进一步地深化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上句写实,诗人来到燕京,凭吊文丞相祠,耳边传来“子规”在月下的悲啼声,如哀如怨,顿生对文天样的怀念之情,表达了崇敬之意。下句以“精卫填海”的故事,说明“填海”是不可为之事,精卫决心要填,寓意文天祥抗元的决心。就当时大势看,抗元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而文天祥忠于宋朝,正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去实现抗元之志;又以钱塘江怒潮,喻其坚贞不屈的精神,赞美了文天样忠义爱国思想。诗人在这里巧用数典,使“英灵迥未消”进一步具体化,对仗工稳,用典切题,语意悲壮,激扬正气。
尾联为了表现这种精神的感召力量,作了夸张性的描写。丞相祠前也有像岳坟那样枝皆南向的树木,表明树枝也受到丞相精神的感召,不肯向北方的敌人屈服。南面向阳,树枝容易发旺,这本是自然现象,诗人为了歌颂丞相爱国精神之伟大,因而产生这种联想。把“西湖树”和“丞相祠”联在一起,也是有意使南宋两位民族英雄有所关连,在发扬爱国精神方面,起到前后继承和相互辉映作用。诗至此而止,造成余响不息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歌颂了文天祥的英灵浩气长存天地之间,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诗从文山祠周围气氛落笔,颔联仅用十四字,高度概括文天祥的光辉业绩,用笔精练。颈链展开想象,句子富于主观色彩。尾联回到祠堂,用祠中之树遣枝向南描写文天祥魂魄不散,誓向南宋的一片忠诚。这首诗的写作特点,在于运用神话典故,作联想的浪漫手法,歌颂文天祥坚贞的爱国精神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全诗用典妥切,属对工整,精致细密。
这是一首公宴诗,诗人以雁自喻,反映了个人经历的艰难和仕途的坎坷,充满着对功业、名利禄位的向往和追求,渴望得到主人的提拔重用,洋溢着复杂的感情。其中有辛酸,有痛苦,有欢快,有希望,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这首诗设喻妥切,语言质朴无华,风格清新,托意寄情,含蕴颇深。
此诗上半篇(“朝雁鸣云中”至“伸眉路何阶”)以鸣雁自喻,暗示自己过去穷困忧愁的生活。开头两句,以清晨哀鸣于云中的飞雁比喻自己过去飘零无依的形象和悲凉痛苦的心情。《诗·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此处用其意,但写成五言诗,更显得音节抑扬顿挫,使人回肠荡气。
接着二句设问:鸿雁打算飞向何方?为何双翼不展,在空中踌躇?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当时徬徨无依的神情。这里,诗人借用了《诗·小雅·鸳鸯》的“鸳鸯在梁,戢其羽翼”之句。但鸳鸯戢翼,只是为了休息;而此处鸿雁戢翼,却充满了迷茫之感。即此一端,亦可以见出诗人的善于翻旧出新。
下面是雁儿的回答。“言我塞门来,就将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每年秋天,鸿雁都要从寒冷的北方飞到南方温暖之地过冬,衡阳据说是大雁南飞的终点。为了躲避北方的寒冬,雁儿经历了漫长的旅程。这四句借鸿雁迁徙的规律,比喻自己往昔飘泊的生涯。汉末中原大乱,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大多是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如王粲、繁钦等,都曾逃往荆州,应瑒看来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这种生活也并不安全。“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写鸿雁在长期远行中蒙受霜雪,羽毛日渐摧折脱落,比喻自己在飘泊生涯中久历磨难,已无力高翔。不仅如此,而且这样下去,找不到安全的归宿,只怕要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接着两句说:“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即丧失生命。这四句正是雁儿“戢翼徘徊”的原因,也就是自己茫然不知何从的原因。以上都是表述诗人往日的遭遇,反映了当时文人在连年战祸中忧惧恐慌的心理。而全用比喻写出,更显得委曲深婉,凄切感人。
作者自然不能甘心于这样的遭遇。故自“简珠”以下,诗意转折,自述不甘沉沦、企望改变命运的心愿。“简珠随沙石”是喻中之喻,表面说鸿雁落于泥地,犹如大珠落于沙石,不能处于其中而自安。实际上,诗人在这里是自比大珠,以沙石喻环境,以说明诗人往昔的境遇,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因此,“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他希望能趁云雨会合的良机,濯洗羽毛而凌越高阶。可是,这种良机是不容易得到的,使自己扬眉吐气的道路又不知在哪里。这几句,不特用笔奇幻,而且诗人显示了自己的身分和抱负,并蕴含着祈求鉴察之意。可见,此六句虽然仍以鸿雁为喻,但蕴含的意义更为丰富和深曲。
下半篇从“公子敬爱客”至“以副饥渴怀”,始转入眼前公宴之事,从正面写来。“敬爱客”三字,包括了以下一连串内容:——一是“乐饮不知疲”,公子频频劝酒,好客而不倦;二是“乃肯顾细微”,自谦说像自己这样地位鄙微的人也受到主人顾怜;三是“赠诗见存慰”,主人在劝酒之余,还向自己赠诗表示安慰存问,使诗人感到愧不敢当。可见,“敬爱客”三字是此诗下半篇的诗眼,包含着一层深似一层的含义。
正因为主人“敬爱客”,使诗人大为感动,所以诗人表示要报答主人。报答的内容有二:一是“不醉其无归”,要极欢尽醉以助主人雅兴。此句出自《诗·小雅》中据说是“天子燕诸侯”的《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其涵意不只是尽情作乐,还有宾主情好、和谐无间的意思。二是“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要求所有在座受到曹丕款待的君子,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职位,尽心尽力,报答主人求贤若饥渴的心怀。《诗·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郑玄笺;“凡百君子,谓众在位者;各敬慎女(汝,你)之身,正君臣之礼。”这里用其意,但还更深地包含着不负主人求贤之意。诗写到这里收住。建安末曹氏门下客写有不少《公宴诗》,多庸俗的颂扬语,开后来应酬诗之陋习,即如王粲,亦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之句。而应瑒此诗,虽也不免有讨好主人之语,但较有分寸,所以张玉谷说此诗“未坠古音”,窃以为良是。
此诗主题是希冀得到曹丕的恩遇,但这点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来,而后半篇正面叙述时却不著一字。这固然是因为应瑒此时与曹丕初交,不便明言;但更是因为他为人自重身份,不卑不亢,所以立言得体,艺术上也显得含蓄蕴藉。
全诗音节响亮,风格清丽,前半用比兴,引而不发;后半用赋体,仍是引而不发,在含蓄委婉中透露主旨。陈祚明称其“吞吐低徊,宛转深至,意将宣而复顿,情欲尽而终含。务使听者会其无已之衷,达于不言之表,此申诉怀来之妙术也”。曹丕果然不久就把他调到身边做“文学”了,说明作品产生了预期的效应。它比一般公宴应酬诗,到底要算棋高一着。
《诗经》的篇名,大多是取于篇内的成句、成词。周颂中只有《酌》《赉》《般》的篇名不在该篇文字之内;而《小毖》却又特别,“毖”取于篇内,“小”则取自篇外。《小毖》的题意,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即是“大戒”,颇见其新,但如果说从“小者大之源”(《后汉书·陈忠传》)的角度而言方说尚勉强可通,那么,戒之意已在“惩”中表示而不题篇名为“小惩”就非方氏新说所能解释。就题目而言,”小毖“应是小心谨慎之意。
《周颂·小毖》篇名中点出了“毖”,诗中却除前两句“惩”“毖”并叙外,其余六句则纯然强调“惩”。
“莫予荓蜂”句中“荓蜂”的训释,对于诗意及结构的认识颇关重要。孔疏释为“掣曳”,朱熹《诗集传》释“荓”为“使”,均属未得确解,以致串释三、四两句时虽曲意迎合,仍殊觉难以圆通。其实,“荓蜂”是指微小的草和蜂,易于忽视,却能对人施于“辛螫”之害,与五、六两句“桃虫”化为大鸟形成并列的生动比喻,文辞既畅,比喻之义亦显。
“未堪家多难”一句,与《周颂·访落》完全相同,但因后者作于周公摄政前,而此篇作于周公归政后,所以同一诗句含义便有差别。《周颂·访落》中此句是说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因武王去世而动荡不安,自己(成王)年幼并缺少经验而难以控制;《周颂·小毖》中则是指已经发生并被平定的管叔、蔡叔、武庚之乱。
由于创作时间有先后之别,《周颂·访落》可以说是周公代表成王所发表的政策宣言,而《周颂·小毖》则信乎为成王自己的声音。其时,成王年齿已长,政治上渐趋成熟,亲自执政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不过,在《周颂·小毖》中,成王这种强烈的愿望,并非以豪言壮语,而是通过深刻反省予以表达,其体现便是前面所说的着重强调“惩”。
《周颂·小毖》的主旨在于惩前毖后。惩前的大力度,正说明反省之深刻,记取教训之牢,以见毖后决心之大。惩前是条件,毖后是目的,诗中毖后的目的虽然没有丝毫的展示,却已隐含在惩前的条件的充分描述之中。在诗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成王深刻的反省:自己曾为表面现象蒙蔽而受害,曾面临小人图穷而匕现的威胁,也曾经历过难以摆脱的危机。但这何尝又不由此而受到启发,进而深思:此时的成王,已经顺利度过危机,解除了威胁,而更重要的是,他已成熟.并将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决心为巩固政权而行天子之威令。
《周颂·小毖》隐威令于自省,寓毖后于惩前,其实正是对群臣的震慑,但含而不露,符合君临海内的天子身份,其笔墨之经济,也显示出创作匠心。“惩前毖后”这一成语即由《周颂·小毖》而来。
首联写绿植光影映照门扉,墙边小路才草木中若隐若现,显得生机勃勃。
“酿酒多新社,遥砧送暮晖” 描写了为了准备祭祀、祈求丰收,农人忙于酿酒;暮色渐浓,远处传来捣衣的声音。描写了忙碌而祥和的农村生活场景。
“数声牛上笛”“数声”动静结合,突显了环境的优美、牧童的悠闲快乐,营造出乡村热闹、轻松、愉悦的氛围。
全诗视听结合,动静相宜,虚实相生,用语平朴,意境优美,富有意趣。
本诗撷取若干乡村景象,自然与人文融合,呈现出浓郁的田园生活气息。
《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