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章,每章的意思都差不多,反复吟咏,突出主题:女子遇人不淑,最终痛苦、悲伤、愤怒。妇女在春秋时代被男子遗弃的情况,说明男权主义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社会伦理观念的主流。女子择偶不慎,嫁了个忘恩绝情的丈夫,最终被抛弃,落得个自怨自艾的下场。可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低微,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诗歌每节开头,都用山谷中的益母草起兴。益母草是中草药,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益母草对妇女有明目益神的功效,现代也常用益母草作妇女病治疗调养之用。益母草有益于妇女养生育子。诗歌用益母草起兴,作用有二:一是这种植物与妇女关系密切,提起益母草,可以使人联想到妇女的婚恋、生育、家庭、夫妻,由草及人,充分发挥诗歌联想作用;二是益母草已经干枯了,益母草晒干,可入药。妇女被抛弃,入药的益母草的意义在于:促进夫妻感情和有益于生儿育女的药草,与被离弃的妇女摆在一块,对比强烈,给人的感觉是这位妇女命运真太悲惨。因此,“中谷有蓷”一句,是起了隐喻作用、感情引导作用和启发联想作用。
每章最后一句,都是妇女自身觉悟的感叹。被薄幸丈夫抛弃,她不仅仅是一昧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得出了“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结论。这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小结,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诫。吟唱出来,当然是对更多已婚未婚妇女的提醒和劝告。在这位被抛弃的妇女身上,仍然保留着妇女自重自觉的品格,这正是她灵魂中清醒而坚强的一面,启迪着人们。
此词上片写在游乐之地失去情侣以后,纵然娱乐也悲伤;下片先以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最后以景结情。词中运用反衬、比兴的手法,以乐写哀,用春花怒放之景反衬失却伴侣之悲,用笙歌反衬愁肠欲断之伤,用蝶燕双双反衬孤寂之感,具有民歌格调。全词情景相渗,构思新颖,风流蕴藉,雅淡自然,体现了冯词的特色。
上片写“失却游春侣”、 “独自寻芳”之悲。“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花前月下”,原为游春男女的聚会之地;而偏偏在这游乐之处,失却了游春之侣;花前诚然可乐,但独自一人,徘徊觅侣,则触景生情,适足添愁,甚而至于举目四顾,一片凄凉,大好春光,亦黯然失色。
“纵有笙亦断肠。”笙歌在游乐时最受欢迎,但无人相伴,则笙歌之声,适足令人生悲。“纵有”两字,从反面衬托失去之痛:笙歌散尽,固然使人因孤寂而断肠,但他却感到即使笙歌满耳,也仍然是愁肠欲断。
下片写因见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自己失却游春之侣而影单形只,但闲步四望,只见彩蝶双双,飞舞林间;蒸儿对对,出入帘幕。
“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彩蝶、燕儿都成双做对,使他怎能再耐得住自己的孤独之感!“绿树青苔半夕阳”一句,以景结情,夕阳斜照在绿树青苔之上的静景,正与上片的“满目悲凉”之句相拍合。
冯延巳词具有民歌格调者不少,且善于运用比喻、起兴,如《蝶恋花》词:“几日行云何处去?”是以“行云”暗喻浪子,浪子行踪如浮云飘荡,竟然“忘却归来”。由此兴起思妇春怨:“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而这首《采桑子》词,则是以描写蝶燕双飞之乐兴起自身孑然无侣的孤独之感,这种写法在民歌中是经常使用的。
这首词的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不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二句显示出宋江对自己文才武略的自信心。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郁积在心中的愤懑因酒醉喷发而出,豪情纵横地抒发了他深藏于心中的不凡怀抱。
该词格调高昂激越。写作手法是由低到高、由柔到刚循序渐进地陈述与抒发,虽然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毫无文饰,但难得的是真情实志发自心底,没有丝毫矫揉之气,读其词如见其人。
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不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是说自己文通经、史,自有经邦济世之才;武晓韬略,知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应变之术。然而北宋徽宗昏暗不明、贤愚不辨,重用蔡京、童贯等奸佞小人,致使豺狼横行、忠贤被黜、黎民受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两句采用比喻手法,以猛虎卧于深山荒丘比喻自己之不得志,只能暗中收敛起尖牙利爪忍受屈辱等待着时机到来。反映出踌躇满志的词人不向恶势力低头、敢与命运抗争的叛逆性格。应当注意到以“猛虎”自喻,所抒发的非同寻常之志,虎为百兽之王,可以呼啸生风。所以此处已表达了词人有叱咤风云、改朝换代的志向。
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原本具有的反叛意识便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两句,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一带)。“刺文双颊”,指古代的黥刑,又叫墨刑,即以刀刺纹于犯人的面颊、额头后以墨涂之,墨生于肉,则刺文不去,留下做终生的耻辱。这对于一般人尚且不堪忍受,何况是一个文武全才、胸怀大志、以猛虎自比的人!所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便是该词的必然结尾,也是词人多年壮志、满腹积恨如山洪般地爆发,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要生存就要反抗斗争”的主题。“浔阳江口”,便在江州,是他流放服役之处;“血染”之义,便是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对大大小小的奸臣贼子决不宽恕。这是铮铮铁骨的七尺男儿复仇的怒吼,不愧是后来纵横江湖、驰骋数州、经历十郡,一时之间宋军不敢抗拒的义军领袖应有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