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是写诗人初秋夜晚的一段愁思。
首联写愁思产生的环境。访客已经离去，池水涨平了栏槛，知了停止噪鸣，清露挂满树枝，好一幅水亭秋夜的清凉图景！但是，诗句的胜处不光在于写景真切，它还细致地传达出诗人心理感受的微妙变化。如“客去”与“波平槛”，本来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为什么要连在一起叙述呢？细细推敲，大有道理。大凡人在热闹之中，是不会去注意夜晚池塘涨水这类细节的。只有当客人告退、孤身独坐时，才会突然发现：哟，怎么不知不觉间面前的水波已涨得这么高了！同样，鸣蝉与滴露也是生活里的常事，也只有在陡然清静下来心绪无聊时，才会觉察到现象的变化。所以，这联写景实际上反映了诗人由闹至静后的特殊心境，为引起愁思作了铺垫。
第二联开始，诗人的笔触由“凉”转入“思”。永怀，即长想。此节，此刻。移时，历时、经时。诗人的身影久久倚立在水亭栏柱之间，他凝神长想，思潮起伏。读者虽还不知道他想的什么，但已经感染到那种愁思绵绵的悲凉情味。
诗篇后半进入所思的内容。北斗星，因为它屹立天极，众星围绕转动，古人常用来比喻君主，这里指皇帝驻居的京城长安。怀春，即怀年，两年。南陵，今安徽繁昌县，唐时属宣州。寓，托。两句意思是：离开长安已有两个年头，滞留远方未归；而托去南陵传信的使者，又迟迟不带回期待的消息。处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无怪乎诗人要产生被弃置天涯、零丁无告的感觉，屡屡借梦境占卜吉凶，甚至猜疑所联系的对方有了新结识的朋友而不念旧交了。由于写作背景难以考定，诗中所叙情事不很了了。但我们知道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在朝只做过短短两任小官，其余时间都漂泊异乡，寄人幕下。这首诗大约写在又一次飘零途中，缅怀长安而不得归，寻找新的出路又没有结果，素抱难展，托身无地，只有归结于悲愁抑郁的情思。“凉思”一题，语意双关：既指“思”由“凉”生，也意味着思绪悲凉。按照这样的理解，“凉”和“思”又是通篇融贯为一体的。
此诗抒情采用直写胸臆的方式，不象作者一般诗作那样婉曲见意，但倾吐胸怀仍有宛转含蓄之处，并非一泻无余。语言风格疏郎清淡，不假雕饰，也有别于李商隐一贯的精工典丽的作风，正适合于表现那种凄冷萧瑟的情怀。大作家善于随物赋形，不受一种固定风格的拘限，于此可见一斑。
这首诗逐层深入，真挚动人地表达了人类至善至纯的天伦情感——母子之情。以小见大，托物抒情，一波三折，婉转深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因而感人肺腑，能令读者掩卷长思。
诗人翻检旧物时，发现母亲三十年前为他缝制的一件粗绨面料的长袍还保存在箱柜里。一件旧衣居然保存了这么多年，可见主人对它的爱惜。由于年深月久，又曾穿著过，绨袍的领子和襟袖已经破旧，虽然如此，诗人并无将它抛弃之意，如今睹物思人，诗人还依稀感觉绨袍上残留着母亲的余温。“余温”二字，乍看起来不符合生活的真实，然而，母亲逝世后，诗人一直思深念切，如今，母亲缝制的这件绨袍自然更强烈地激起他对母亲的回忆，母亲生前的慈颜与厚爱，霎时间又浮现于脑海，诗人情热中肠，以至移情于物，产生“却余温”的错觉，却又是十分自然，合乎常情的。诗人有意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传达了情感的真实。
末两句诗，紧承上面而来，更将这种感情转进了一层。由于领襟已破，诗人将绨袍晾晒之后，自然想缝补一下，可是转念一想，又不忍轻易拆开旧衣，移换旧布料的位置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游子吟》）当年，母亲曾将对儿子的爱倾注于针针线线之中，缝进了这件绨袍里。如今，这件旧衣上一针一线对儿子而言，都包含着母亲的爱心，为人子者怎能忍心拆断这爱的丝线呢？诗人的不忍拆移，正表明了对母亲的无比珍重和深情怀念。这首诗，以小见大，托物抒情，一波三折，婉转深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因而感人肺腑，能令读者掩卷长思。
这组诗共两首，第一首诗表达了一位投笔从戎多年的老战士因功业志向难酬而产生的一时懊悔之情。前八句主要写傍晚边塞的荒凉景象，写得情景交融，凄凉孤寂。最后，诗人借用典故，抒发了功业难成，歧路彷徨的矛盾心情。“悔”虽是一时激愤之语，但细细体味，亦在情理之中，传达出更多的辛酸与无奈。
第二首诗主要描写的是边塞征战中的思归之苦。诗人用凝重的色彩描绘了战争的惨烈与悲壮及边塞萧索荒凉的风光景物，在景物描写中寄寓了长年戍边征战的将士们的思乡情结，写得苍劲旷远，意蕴深长。语言的锤炼，更是炉火纯青，在一系列极意铺陈之后于篇末点出戍卒的思归之情，读来更为撕心裂肺，凄怆感人。
这首七律描绘了酷暑雷雨过后的自然景象，抒发了诗人感受雨后新凉的舒畅喜悦的心情。
首联、颈联都描绘雨晴的景象，首联写天空。
“天缺西南江面清，纤云不动小滩横。”中“天缺西南”写西南方的天已露出了蔚蓝，标示出“晴”，“江面清”三字是以江南的清平湛蓝来比喻天空西南方的晴明之色。“纤云不动”，写白云纹丝不动。“小滩横”三字承接“江面清”，比喻一抹云如横在江面的小滩。这两句前四字都用白描手法绘实景，后三字都用比喻对实景加以形容，两个比喻前后照应，使二句之景融为一体，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明富于立体感。
颔联“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里，诗人的视线，由于鹊叫自然地由仰视转为平视，描写由形为主转声为主。“犹湿”，即写出雨后初晴，又表现了鹊的情态活泼可爱。下句，随“残雷”的低响，描写形声兼顾转以写声为主。“气未平”三字写雷声不甘于立即销声匿迹。这一联，鹊能“语”又有“衣”，雷能“残”又有“气”，运用了拟人手法，使诗句富有生气。清脆的鹊语与低沉的残雷形成对比，和谐一致，交织成一首雨晴时大自然的交晌曲。
颈联用叙事抒发雨睛的喜悦。
“尽取微凉供稳睡，急搜奇句报新晴。”雨后微凉引起睡意，雨后新晴牵动诗情，但诗情胜过睡意。“尽取”、“急搜”、“微凉”、“稳睡”、“奇句”、“新晴”这六个带修饰语的词，使两个记事诗句具体可感。“供”字写自然给人的提供。“报”字写人对自然的回报，这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尾联两句仍叙事，事中有景，景中寓情。
“卧看星河尽意明”一句化用杜牧的“卧看牵牛织女星”，只是没有小杜诗句的寂寞感，而是兴致盎然。“尽意”二字，不仅描绘星河的明澈，更赋予星河以生命，让它充分绽放光彩，也采报答雨后的新睛。
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鹊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弘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情字，但喜悦之情旱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