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自古以来就一直备受着人们的青睐。自东晋谢家才女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它似乎更成了后世文人反复咏唱的对象。
“悠悠扬扬，做尽轻模样。”黄昏之际，作者看见了雪花在漫天飞舞。“轻模样”，轻盈的模样，此形容可谓贴切传神。五百多年后，纳兰容若写了一首《采桑子》的词，开头就化用孙道勋的这句：“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纳兰公子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并不是喜欢雪花那轻盈悠扬的模样，我之所以喜爱它，完全是因为它生有人间绝无仅有的，那一种孤寂而又冷艳的美。
“半夜萧萧窗外响，多在梅边竹上。”这句是描写她半夜时分睡在床上，静静地聆听着大雪压折梅树和竹枝的声音。白居易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五言诗《夜雪》，作品的意境尤其相似：“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由物及人，梅竹身上那种抽象的疼痛，继而转换成了一种具体的自怜之语。
今夜的大雪，重重地压着梅花和竹子。如今我尚会疼惜你们，而我一生的寂寞与哀愁，又有谁知道，有谁怜爱呢？这样的心境，也真真算是：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朱楼向晓帘开，六花片片飞来。”第二天一大早，她起来后，便迫不及待地掀开帘子。此时依然是大雪纷飞，只见是大片大片雪花迎面扑来。这个场景，诚如用《红楼梦》中的联诗所写：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
面对大自然馈赠的这些美丽的精灵之物，惊喜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作者在看到这一幕情景的时候，她的嘴角，当时兴许是泛起了一抹久违的微笑的。
“无奈熏炉烟雾，腾腾扶上金钗。”结句笔触轻灵，情感细腻。描写的是作者转身回屋的时候，没想到由于房内熏炉中那些带有温度的烟气，一下就将身上的雪花全部融化了。她无奈地看着雪花变成热气腾腾的雾气升腾而起，轻轻地笼罩在她那插有金钗的头上。雾气最后也渐渐地消失了，她显得无比的失落，只得独自在那低眉叹气。
明末戏曲理论家沈际飞，曾对这首词评曰：“雪之形声，盈耳盈目。”全词借物抒情，不写一字之喜，不着一句之怒，作者用轻灵的笔触，把一个女子一喜一嗔的神情，刻画得是如此细致入微，惟妙惟肖。
人的一生中，注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都要转瞬即逝。邓红梅教授也说过，纤微优美的景物，能映照出女词人内心敏感而细腻的情绪。
所以说，孙道绚虽然身为古代的一名未亡人，却在封建礼教的压抑下，能以女性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把生活中具体的意象和心中抽象的情绪，在词中巧妙的转换。她完成了她个人情感的升华，更为自己谱写了一曲生命赞歌。
无疑，孙道绚是一位优秀的女词人，也是一位善于煽情的高手。她的词作含蓄蕴藉、深微幽隐。情感细腻，韵味无穷。论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成就，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学习了。在宋词这片群芳灿烂的园圃里，她将当之无愧地永远占据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词的上片由景及情，写词人的离愁别绪。开头三句“尽日东风吹绿树。向晚轻寒，数点催花雨。”点明时令，又以春尽花落、孤独寂寞的时空环境暗寓“重来崔护”之感。““催花雨”在宋词中多有出现，意为春雨一过，春花自会早日开放，富含着浓厚的自然哲理。“年少凄凉”四字蕴含无限伤感。“年少”本是青春和欢乐的时节，但词人却感到凄凉，完全是为“春思”和“离绪”所困，而主因则在于词人多情。但把“年少凄凉”说成是“天付与”，则又有自我解嘲的味道，意思是情之所钟，无可解脱。这“年少凄凉”的况味，不能不甘心忍受了。
词的下片写思人。“临水高楼携酒处。曾倚哀弦，歌断黄金缕。”三句，紧接上片的“离绪”而转向怀人。这三句是追叙往事，在“临水高楼”这昔游之地回忆当年送别时的情景。黄金缕用来形容初春鹅黄色的柳条，古人有折杨柳赠别的风俗“歌断黄金缕”，在这里也有作为离别之曲的含意，与上句“哀弦”相应。“楼下水流何处去”一句引用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寄湖州张郎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两句。这首词从“临水高楼”的眼前实景出发，借杜牧诗意以“水流”比喻“人去”，写得自然熨贴，不露针线，密合无缝。“相随流水到天涯”，寓含飘泊流落的命运，以及一去不返、此恨绵绵的情意。这样情意在这首词中也都包含在“楼下水流何处去”这个深表关切的问侯之中了。结句凭栏目送苍烟暮”，其意为凭高极目，远望水流人去的天际，寄托遥思，不觉暮烟四合。感伤离别之情，就寓于久久痴望中。有着悠悠不尽的余味。
这首词怀念往昔一位曾于临水高楼一曲赋别的女子。上片记时，下片记地，风物依然，而她已不在，通篇贯串着伤离念远之情。词人以春尽花落、孤独寂寞的时空环境来暗寓心中之伤感情绪，意绪虽悲凉，然饱含真挚情意。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