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门有车马客行》,乐府旧题。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皆言问讯其客,或得故旧乡里,或驾自京师,备叙市朝迁谢,亲戚雕丧之意也。”西晋武帝末年,陆机和弟弟陆云离开江南家乡,北上洛阳以求取功名。不久,晋武帝去世,围绕权力的再分配,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陆机沉浮于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备感仕途艰险、人命危浅,由此也常常生发出怀念故乡亲友之情。这首诗虽沿用乐府古题,但反映的却是陆机自己的感情。
诗的开端六句,交代有客自故乡来,诗人急忙出门迎接。首句点应诗题。“念君”二句,以故乡客口吻点明作者离乡时间之长,以故乡客远涉而来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般,为下文的问讯作了铺垫。“江湘”,偏指长江,因从江东至中原无须经湘江,诗人此为协韵而已。“濡迹”,涉江时沾湿的足印,二字概写故乡客行旅的艰辛,起到以少胜多的效果。“投袂”两句,刻画诗人迎接故乡客的急切状态,神情毕肖,透过这毫无斯文气的动作描写,读者可以联想到诗人平素对乡音的殷切企盼。
接下来“拊膺”二句,写诗人见到故乡客的激动情态。诗人连用“拊膺”“携”“掩泪”几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创造出一种极端伤痛的氛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那积抑已久的悲情。重情是魏晋思潮的一大特征,由于个人意识加强,魏晋文人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了更敏锐更强烈的感受;在情感的表达上,也冲破了汉儒“温柔敦厚”、“哀而不伤”诗教说的抑制,敢于尽力宣泄。陆机不仅在理论上首标“诗缘情”之说,而且在创作上大力实践之,他“观尺景以伤悲,俯寸心而凄恻”(《述思赋》),往往尽最大的努力来强化自己的感情。“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不正是这种创作倾向的流露。
“借问”八句,写亲友零落,桑梓倾覆的惨淡现实。重逢乡亲,自然就要问讯故乡亲友的情况。而世间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亲友的存亡问题,譬如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的八十岁老兵,他“道逢乡里人”,最挂念的也是“家中有阿谁。”“恻怆论存亡”,同样真切地表现了陆机的这种心情。然而,答案却令人黯然神伤。“亲友多零落”六句,展示了一幅极其惨淡的图景:亲友大部分零落了,有德望的老人则全死光了;昔日豪华壮丽的官府殿堂倾颓殆尽,或沦为杂草丛生的荒丘,或沦为商贩出入的集市;放眼望去,郊原坟冢垒垒,松柏郁苍。六句诗,“亲友”两句和“坟垄”两句形成相反相成的强烈比照,“市”与“朝”,“城阙”与“丘荒”,也对比鲜明。这都体现着作者巧妙的艺术匠心,只有通过这种对比组合,才能创造出沧桑陵谷的气氛和惊心动魄的感染力。
结尾四句,诗人把亲友零落、生命短促的现实痛苦升华为对整个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悲叹感伤。“道”,此指自然规律。信,确实。“崇替”,衰亡,灭亡。“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宇宙间万灵万类终归要走向衰亡,人又岂能获免!着一“信”字,更见沉痛。既然人的衰亡是宇宙之必然,那每个人都在劫难逃了,零落者的今天,便是“我”的明天,于是诗人便在一曲欲解不能的伤叹中收束全诗:“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惟,思。“俯仰”二字突现诗人敏感的时间意识,与悲伤萦怀、感慨淋漓的气氛相吻合,更易产生“每读一过,令人辄唤奈何”的效果。
上片落笔先写黄河浊流波涛滚滚,向东流去,永无休止。从空间上写气势之大,从时间上写其存在之久。二者合璧构成动人心魄的自然景观。气魄宏大,雄浑恣肆,为全词定调。“经天亘地”六句,从黄河的源头昆仑写起,黄河从昆仑发轫,横亘于天地之间,狂飚巨浪,激越澎湃,轰鸣震天,六句写尽黄河声威。以下由写景转入人事,黄河流经中原,哺育中原,使中原旺气长存。黄河的声势象征了元朝的国势。当时正是元朝鼎盛时期,词人由黄河的壮阔而想到国家的强大,情景相融,不仅加深描写的力度,而且也符合特定的政治环境和人物心态。
下片转向对“过黄河”的描写。黄河的气势,振奋了渡河人的心胸,因此在渡河时神采飞扬,慷慨激越,扣舷高歌,歌声“响凝空碧”,透出了词人内心蕴蓄的豪情。“壮游”三句抒写自己壮游天下的雄心,由黄河之壮美联想到祖国河山之壮丽,激发了词人想要历尽祖国名山大川,饱览天下胜境,随处吟咏的愿望。下文还进一步写出他想像汉代张骞一样,乘槎追寻黄河源头,遨游银河,在壮游之中又融进浪漫成分,在浪漫想象的传说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抒写“过黄河”的激情豪兴。乘浮槎究河源,是对上片黄河源头的照应,上下一气,首尾照应,用“我欲”、“谁夸”领起,是词人主观意识的体现,总揽全文。全词把黄河雄壮的气势和自己的豪迈胸襟互相渗透,妙合无隙,风格雄浑闳肆,气势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