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写蜡梅开放的季节、地点、色彩与形状，表现词人对蜡梅花的赞誉；下片由蜡梅导入忆姬，言伊人音讯渺茫，书信难达，云山远隔，再难相见。全词结构严谨，针线绵密，采用过片则变的章法，上片写梅，下片忆姬，意脉相连。
词的发端“蟫叶粘緖”一韵，写蜡梅开于树叶披霜、寒风料峭的腊月，花苞上缀满了冰花。“岭上寒多”一韵，言大庾岭上蜡梅盛开。“寒多”“溪头“月冷”描绘蜡梅开花的环境，化用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句，将蜡梅放在溪边、冷月的背景上，显得高洁不俗。宋人王安中《蜡梅口号》：“化工清气谁先得，品格高奇是蜡梅。”大庾岭山高温差大，山南蜡梅刚落，故曰“南枝小”，山北蜡梅始放，故曰“北枝瘦”。“瘦”“小”两字下得形象，巧妙。“玉奴有姊”一韵，写蜡梅开花早于梅花，更令人珍惜，故曰“先占立，墙阴春早”。因其早于梅花，故以“姊”称之。此处“玉奴”是以拟人手法，写出梅花、蜡梅均富于女性的柔美特征。“初试宫黄淡薄”一韵，写蜡梅的色彩与形象，以“宫黄”的“黄”形容蜡梅之色，以寿阳公主的梅花妆之纤巧比喻蜡梅形象的娇小玲珑。上片写蜡梅，开放的季节、地点、色彩与形状。
下片由蜡梅导入忆姬。“银烛泪深未晓”一韵，由蜡梅联系到蜡烛，并化用杜牧《赠别二首》其二：“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转入写人事，言伤别之悲。“酒钟悭”一韵，由蜡梅品种中的磐口梅展开想象。磐口梅，花疏，开时含口如酒钟，故以“酒钟”代指磐口梅。“贮愁多少”以设问句言伤别之愁。“记得短亭归马”一韵，逆笔，写词人与苏姬别时情景。“暮衙蜂闹”，此写蜜蜂本是追逐蜡梅花的，然此时蜡梅与伊人一样逝去了，群蜂只得停留在蜂王窝旁两侧轰鸣，犹如蜂衙喧闹一般。此句以群蜂喧闹于衙的艺术形象，既写出蜡梅花谢，又暗写了伊人远去之静，此是以动衬静的手法。“豆蔻钗梁恨袅”一韵，化用杜牧《赠别二首》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描写苏姬年轻貌美，“恨袅”又写其恨别之情袅袅不绝。此韵是从对面写起，抒自己恨别之情。“但怅望”一韵，转笔写自己年事已老，又浪迹天涯的伤痛。“怅望”言盼望姬归而不归的惆怅之情。“远信难封”一韵，最后以鸿雁捎书、吴天杳远而难达的怅惘作结。“远信难封”一句，切“蜡”字，古人以蜡丸封信，可见结句归题，针线绵密。
此词在章法上，采用过片则变的方法。上片写蜡梅，下片忆姬，但意脉相连。上片写蜡梅时，以“玉奴”“寿阳”“姊”等女性形象，为蜡梅塑造了柔美之姿，为下片“忆姬”作好铺垫。下片写忆姬，又处处与蜡梅相连，如“银烛”“酒钟”“蜂闹”“信难封”等，均暗藏“蜡”字。善于炼字亦是此词特点，如“黏霜”“缀冻”“风峭”以“黏”“缀”“绡”等动词、形容词写天寒季节，以“瘦”“小”等形容词描写蜡梅初落与刚开的形象，以“玉奴有姊”“初试宫黄”“偷分寿阳”等典故活用及拟人手法修饰蜡梅的阴柔之美，为下片忆姬作了张本。故宋人张炎说：“梦窗善于炼字面，字面亦词中之起眼处，不可不留意也。”（《词源》）
张淑芳，宋朝女词人。《西湖志余》记载：”张淑芳，贾似道妾，南宋临安（今杭州市）人，西湖樵家女，姿容美丽，能诗善词”。
清朝文人徐士銮编辑的《宋艳》书中，有引自《西湖志余》的记载：“（张淑芳）木棉之后，自度为尼，结庵九溪，栽花种竹以老，罕有知者。”
另据《续比丘尼传》中记载：“张淑芳，西湖樵家女。理宗选妃日，贾似道匿为已妾，木绵之后，自度为尼，罕有知者。今五云山下，九溪坞内，尚有尼庵。
张淑芳保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多，《历代词话》、《全宋词》、《词苑萃来编》、《词苑丛谈》以及《本事词》的书中，分别收录了她的三首词。
而这是一首写于秋季的，悲秋思乡之作。
红蜡泪，一作灯下泪。词中”桐叶落，蓼花残”，是化用冯延巳《芳草渡》词中的：“梧桐落，蓼花秋。烟初冷，雨才收。”
作者的笔法熟练，构思巧妙。借助红烛泪、桐叶落、蓼花残、雁声叫、风声寒、流水远这一系列低沉而压抑的气氛，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烘托出女主人公内心的悲苦哀怨之情。
秋天，本就是一个令人愁浓思重的季节，更何况她孤苦在这寂静的黄昏。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空气中散发着纸上残留着的淡淡墨迹香气。蜡烛像是猜透了她的心思，滴着眼泪也在替她难过。梧桐叶在窗前凌乱地飞舞，白日里篱外的那些鲜艳的红蓼花，此时也一定该凋零了吧？
嘎——嘎，天空传来几声凄恻清越的雁叫，刺破了寂静的夜空，也叫碎了她的心。
真没想到在九溪坞这片世外桃源，到了秋季，居然也是显得如此的冷清。听秋风瑟瑟，闻溪水淙淙。蓬蒿满径之地，无人问津。
通往家乡的路在何方？这多愁寂寞的季节里，又有谁能告诉她有关春的消息？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