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杜甫的诗作气势磅礴,精妙处后世无与伦比;他年轻的时候却是平庸度过,不被人赏识。
他的诗作取得巨大成功,是他发奋努力的结果,并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应该穷苦一生。
杜甫的一生中,有描写刻画人间事物与自然景象的诗篇三千首,诗篇灿烂辉煌光照天地已有四百年。
身后虽有大名,但生前却寂寞、困顿,最后只在耒阳江边留下了一丘孤冢。
注释
老杜:指杜甫,唐代人,我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气吞:《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多写实际生活,能反映当时社会面貌。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羌村三首》等可比《国风》;《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哀王孙》等作可比《小雅》;《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述怀》《彭衙行》等篇可比《大雅》,作用或有过之。故曰“气吞”。
妙无伦:精妙处后世无与伦比。
碌碌:平庸无能。
镌镵:雕刻,塑造。
物象:指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物形象。三千首:言杜诗内容非常丰富,数量之多。杜诗现存一千四百多首。
“惟余”句:唐大历五年(770),杜甫因避乱打算去湖南郴州依靠舅氏崔伟,行到耒阳时,因贫病交迫,不幸就死在船里,被草草埋葬在耒阳江边。直到四十多年后,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把他的灵柩运回河南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下安葬。此句是悲叹杜甫一生,贡献如此大,却最后只在耒阳江边留下了一丘孤冢。
这首《读老杜诗集》七言律诗,是诗人阅读杜甫诗集后的感慨,既高度评价了杜甫诗歌的赫赫成就,也对杜甫一生的坎坷遭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此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
这首七律,既对杜甫诗歌作出高度的评价,又对诗人一生悲辛的遭际,寄予真挚的同情。全诗寄慨深沉,双赞颂为主,而以叹惋惋悲愤的心情出之。几千年来,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多不能得志于当世,杜甫是其中之一。王令借此诗代鸣不平,所以有一种傲兀之气,跃然纸上。
“气吞风雅妙无伦,碌碌当年不见珍。”作者赞叹杜诗的成就,是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又“气吞风雅”,达到精妙绝伦,无人能比的程度。然而杜甫在当时却被认为是碌碌无奇,虽有绝代的才华,并不能为时所用。《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都是写实的诗篇,反映出当时的时代面貌。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羌村三首》等作,类似于《国风》《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哀王孙》等作,可比《小雅》;《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述怀》《彭衙行》等篇,可比《大雅》。所以在杜甫身后,元稹、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诗人,无不对杜诗倍加赞扬,杜诗对后世影响之大,也是无与伦比的。杜甫在世,遭遇坎坷,生活极端困苦,像《同谷七歌》写他自己“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像《醉时歌》“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感叹“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都可以说明他的一生大多在乱离穷困之中度过,并不为当时所重。王令用这两句概括杜甫的一生,用意是极为深沉的。
“自是古贤因发愤,非关诗道可穷人。”进一步表明杜甫诗歌和古代圣贤一样是因发愤而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话,杜诗也是如此。时代的动乱,人民的苦难,国事的艰危,都使诗人在感情上受到巨大的触动。这就是杜诗创作力量的源泉。诗人的生活,大多是穷困的,但王令认为不能因此说他们的诗是因“穷而后工”,更不能说是“诗道可以穷人”。历史上有不少英雄豪杰,他们在没有乘时而起以前,极度穷困,如韩信乞食淮阴,伍员吹箫吴市,他们都不是诗人,也一样的穷困,可见“诗道可穷人”不是确论。有些诗人如曹植、谢灵运、谢朓等人,诗也写得很好,却不因“穷而后工”。足见“穷而后工”之说,至多也只能有部分的道理;尽管工诗者以穷人为多,“诗道可以穷人”的说法,王令是极不赞成的。
“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两句是王令诗中被公认的名句”三千首”是约数,杜甫现存的诗歌,只有一千四百多首,但这些诗篇牵涉的内容极为广阔,诗人忧国家之所忧,痛人民之所痛,面对复杂艰虞的社会现实,广泛而深刻地揭示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杜甫对于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不管自己生活多么困苦,而忧国忧民的热情,始终没有衰歇过。除了上述诸种主题以外,即使是吟咏自然景象,怀念亲友,咏史怀古,题画、论艺、论诗、论字,也都有杰出的诗篇。因此“镌镵物象三千首”这句,是颇能概括杜诗的内容的。“四百春”也是举其大数,由730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杜甫成年计起,至王令在世的1059年(宋仁宗嘉祐四年),约近四百年,杜甫的诗歌引起后世的崇拜和共鸣,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爱国者。“照耀乾坤四百春”这句,是王令发自内心的崇敬的声音。
“寂寞有名身后事,惟余孤家来江滨。”是王令对于杜甫的悼念和感叹作者感叹杜甫虽然大名辉耀后世,诗篇流传千古,但是这“千秋万岁名”,毕竟是“寂寞身后事”。据《旧唐书》及其他有关记载,杜甫在770年(唐代宗大历五年),避乱往郴州依其舅氏崔伟,行至耒阳,因贫病交加,卒于舟中。当时草草葬于耒江边,直到四十三年之后的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把灵柩运归,安葬在今河南偃师西北的首阳山下。诗人的遗体,在王令写诗的时候,已经不在耒阳了。所以有“惟余孤冢耒江滨”的感叹,这是就杜甫身后萧条的情况而言,以增加对诗人的悼念之情。
开头两句写景点题,写出山城深秋之夜的环境。第一句点明季节、景物,第二句写出时间、人物。秋天夜空晴朗,因而更使人感到景物的凄清,气氛的幽静。夜色渐浓,露水在渐渐凝结、垂落,楼下的江水,在静静地不断流淌。周围的山峰,像巨人一样屹立。夜风轻拂,一切都是那样柔和、安详。然而这寂静幽美的境界,却触拨了游子的心弦,引动了他的万千愁绪。
三、四两句进一步描写夜景:远处长江水面上,零星地闪烁着几点灯火,那是夜泊的客船和渔舟,新月高悬,万籁俱寂,这时从城中传来一阵阵捣衣的砧杵之声,回荡在夜空之中。两句写景和上联结合,增加了画面的优美。在这幅画面中,高天是深蓝的,疏灯是飘忽的,月光是柔和的,空山是黝黑的。秋夜、碧空、新月、露珠、江水、渔火、山峰,相互辉映,在这优美的画面之外,又传来断断续续的捣衣声,这岂能不触动诗人异乡作客的无限愁肠呢?
五、六两句由写景转到抒情。“南菊再逢”,是指诗人从成都东下至今已近两年。杜甫是永泰元年(765)四月从成都携家东下的,但秋天到达云安之后,因肺病、风痹等病复发,只得留下养病,次年夏初才抵达夔州。秋天,又从山腰客堂迁居西阁,因此说“南菊再逢”。此时诗人除了肺病和风湿痹症以外,还患有糖尿病,所以说“人卧病”。“南菊再逢人卧病”,刻划出了诗人流落他乡病卧山城无限悲凄的处境和心情。因为时局动乱,战争不断,诗人已经很久没有接到故乡亲人的来信了。夔州在长安和洛阳的南面,所以称故乡的来信为“北书”。“北书不至”,自然是有具体原因的,这里却说是“雁无情”,就取得了意在言外、言而无尽的艺术效果。
最后两句由个人的身世遭遇写到对故乡的思念。上句写自己走到室外,倚杖步檐,仰看星斗。下句写由银河想到长安,表明思念故乡的心情。“步檐”与西阁照应,“倚杖”与“人卧病”照应。由“牛斗”而到“银汉”,由“银汉”而到“凤城”,一层一层地表现出了诗人由仰望星斗到眺望故国的过程。诗人对故国长安的无限思念就蕴含在这伫立步檐倚杖远眺的老人形象之中。
仇兆鳌曾经指出,这首诗在内容上和《秋兴八首》相似,可以说是八首诗的一个总括。但这首诗和《秋兴八首》在艺术上又各具特色。《秋兴八首》写景壮丽,气魄雄伟,表达诗人对人生执着的追求和对祖国命运强烈的关心,风格更为抚郁悲壮,倾吐的爱国热忱更为深沉浩瀚。这首诗虽然写景如画而表达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体现了杜诗精警凝练、清丽含蓄的风格。把这首诗与《秋兴八首》加以比较,可进一步了解杜诗同中见异的创作风格,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
这首诗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春雨体物精微,细腻生动,绘声绘形。别具风韵的咏雨诗。
通过笔者的讲解,我想大家可以发现,唐太宗写的这首诗,每一句就如一段动画,而整首诗又构成了一幅远近景色结合的动态的“山雨飘洒图”。各位读者可以看看本文所配的图片,这张图片用“珠缔叶”三个字就说明了,而“泫丛(一串串雨滴如珍珠般滴下)”的动态景象却看不到。换一句话说,笔者所找到的这张图片只是“泫丛珠缔叶”这个动画片中的一个画面。
这首诗还有一个写作特点是每句都包含了一个动词的片语,这些片语是罩云、喷雨、低飞、斜足、泫从、起溜、濛柳、含吹。这八个词把雨写活了,就好像是施雨龙王、推云童子、布风婆婆等天神在天上操控的那样。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有神的存在,认为下雨是自然现象,其实就笔者个人在很浅的层次上所见,所谓的“自然”其实是不存在的,神在控制着一切。请各位读者权且相信有施雨龙王、推云童子、布风婆婆等天神的存在,并重新读一下这首诗,可能您会发现对诗的意境的理解和您刚开始读的时候不一样了。也许您会发现,万事万物在唐太宗的笔下都是活的,都是有生命的。也就是把大自然的神韵通过诗的形式描写出来了。
诗人描写祭奠曹操的“盛况”:铜雀台上,歌吹洞天,舞女如云,素白的灵帐,在西风中缓缓飘荡着;曹操的儿子们,供奉先父的亡灵,摆酒设祭,就像曹操活着的时候侍奉他一样。好一个“樽酒若平生”,一种庄严肃穆和隆重热烈的场面,宛然在目。同时,又令人油然想见曹操“平生”把酒临风、横槊赋诗的盖世雄风。然而,生前的气壮山河与死后的隆重庄严,乍看虽颇相仿佛,前后如一,细味却有不胜悲凉之感。逝者如斯,只能“樽酒若平生”了,但反过来说,又不能“樽酒若平生”。一句平白如话的诗,包涵了多重的意蕴,既是描述,又是感慨,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而“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又与上两句有同工异曲之妙。西陵墓地,树木葱茏;铜雀台上,歌吹沸天——可是,死者长眠地下,不能复闻丝竹之声。这似乎是为铜雀台上的伎妾们设辞,传达她们哀婉的心曲。而从诗人所处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角度细加品味,则尤感意蕴丰厚,韵味无穷;时代渺邈,年复一年,魏家天下早已改朝换代,如今已没有人为曹操一月两次,歌舞酒乐,侍奉如常;铜雀故址,西陵墓地,百草丰茂,杂树丛生,而今已不能听到什么歌吹之声。所以,诗人禁不住要为那些无辜的妾伎们悲泣感伤了。芳襟翠袖,徒染悲泣之泪;婉转缠绵,空余伤感之情。连曹操这样的盖世英雄尚且不免“玉座寂寞”的悲哀,更何况那些地位低下、身轻体贱的妾伎们呢。
表面上看,诗写铜雀台祭奠的隆重,写西陵墓地的荒芜以及妾伎们的芳襟染泪、婉娈多情,旨意似乎是在感叹曹操的身后寂寞。实际上这是个误会。写曹操的身后寂寞,乃是为写妾伎们的寂寞张本,是一种衬垫,“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正点出了这一中心题旨。盖世英主尚且不免寂寞身后之事,更何况地位低下、生前就已冷落不堪的妾伎们呢。此诗《乐府诗集》题作《铜雀妓》,也正暗示并证明了诗人题咏的中心对象是妾伎,而不是曹操。由此可见到,诗人已从对铜雀故址的一时一事的凭吊和感伤的圈子中跳了出来,站到了历史的高度,既饱含感情又充满理性,以超然的态度来描写、评判这一历史故事,并进而反思人生。他从大人物的悲哀中,看到了小人物的悲哀;从历史的冷酷中,领略到了现实的冷酷;从死者的寂寞中,感受到了生者的寂寞。因而,这种寂寞身后事的感伤和咏叹,已不仅仅胶着在曹操及其妾伎们身上,而上升为一种人生的感喟和反思。所以,他对“铜雀妓”的题咏,既是执着的,又是超然的,在执着与超然的若即若离之中,诗人既认识、评判了历史和人物,也认识、评判了现实和自己。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以诗的形式发抒诗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和感受,是对历史故事的一种艺术的评判。所以,诗人往往把自己丰富的思想内蕴和复杂的感情色彩,深深地隐藏、浸润在诗的形象当中,用艺术形象来说话,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谢朓的这首诗,也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叙写平白,而蕴含丰富、深刻;辞章短小,却韵味渺远、悠长。
徐熥与其弟、藏书家“红雨楼”主人徐兴公,都是明朝后期闽中才子,徐兴公声名尤大,号“兴公诗派”。这首小诗,当是徐熥寄给正在客游途中的兄弟,望其早日归来聚首的。
前两句里,重叠着“春”“客”各三字,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读时,却只觉诗意层层迭变,全无重复之感。“春风送客”,佳事也,身在客途,有春风一路相送、殷勤追随、慰我寂怀,如何不佳?如何却是“翻愁客”?起句虽不设问,而疑问已在其中。次句答得更巧。“客路逢春”,其实与“春风送客”只是一事,但虽是一事,两样说之,滋味便全然不同。有春一路“送”我,固然良慰;但春者,当是于安闲悠然中所赏玩者也,今在“客路”,正尔奔波,有何闲逸心思赏玩呢?故客路所逢之春,在客子眼中,自然是“不当春”一一算不得春,彼虽欲慰我,却终不能慰我,彼既一路送来,却时时令我不得慰,又如何不愁?
上两句一问一答,已于重叠用字之中,曲尽变化之妙,但仅此而已,尚不过小巧手段,此诗之妙,更在后两句,然最妙处虽在后两句,其草蛇灰线,仍出于前两句。请再细想之:“不当春”,客因可作如是观,单春毕竟是春,不论你说它当得当不得,春风依旧骀荡,春光依旧汩汩流逝一一这,恐怕才是客愁的更深处吧?诗人唯因窥到了这客子在漫言“不当春”背后的深愁,故而于第三句才突发奇想,他把目光投到了象征春日的娇啭黄莺儿身上,他要那黄莹儿声音别变,还是嫩嫩的,娇娇的,千万别马上变得老腔老调,千万别把春天也啼老了,啼尽了一一因为,此际天涯正有一位未归的客子,正被算不得春的春光紧紧包裹着,为无法享有真正的、安闲的、故乡的春光而愁上加愁。如果黄莺儿声音真的老了、春光真的逝尽了,那客子天涯归来,他还能赏玩到什么呢?他岂不是要在“不当春”之外,更增一层“不见春”的悲哀?
诗中的“客”,当然是指徐兴公,诗人寄诗给乃弟,而不称“弟”称“客”,且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无非是为乃弟点醒客子身份,望他莫要久恋梁园,迷失故园。诗中言徐兴公“逢春不当春”,自是诗人的揣测;诗人要莺声不老、春光莫逝,自也是诗人的痴想。一篇之中,皆为揣测和痴想;一篇怀人盼归之文字,却皆为“愁客”、“未归”充满字面,诗旨并不显露;这般落笔是诗的出人意表处,是诗的不落旧套处,更是诗的尤可收取招人归来之效处。试想:若徐兴公看破了兄长的痴想,顿悟到莺声其实不得不老、春光其实不得不逝,他能不早作归计吗?他能让期望与故园的兄长,在春尽之际长吁短叹、失望独归么?
诗人在回家途中所乘的船在武昌被大风阻滞,只好暂留武昌。全诗用了委婉曲折的抒情手法,前后两层意思乍看相反相对,实则相辅相成;尤其是后面故作解脱流露的却是更深更沉的愁思。前两句从正面入手,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以水喻情,形象生动。后两句曲折委婉,从反面表达自己的情感。恨不得一步便跨入家门却被滞阻在半路的诗人是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整日间到水边散步的。最后一句同样如此,表面上说自己“贪看”武昌有名的柳絮飞花的景致而忘记了忧愁,事实上却正表明了心中无尽的愁绪。
这首小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就眼前景色取喻。所谓“无穷归思满东流”,是以水流无尽比喻内心的无限归思之情。这种手法并非方泽独创,如李白有“寄情与流水,但有长相思”之喻;李煜则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四人皆以流水喻情思,李白喻相思之情,李煜喻愁苦之情,欧阳修喻离愁之情。不过方泽诗也有其独到处,就是即景取喻。人在船上,船在江边,临流凝睇,取水为喻,显得十分自然贴切;这水不是虚指,而是眼前的实物,这种即景取喻,最易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
其实,全诗更“惊人”的妙处还在于委宛曲折的抒情手法。朱熹说,文章“曲折生姿”,这首诗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委宛曲折、波澜起伏的抒情手法。一个人的心情,如果表现得太率直,则一览无遗,索然寡味;如果拐个弯,换个角度,欲擒故纵,欲抑故扬,便比较耐人咀嚼。这首绝句将诗人的心思和盘托出,却又盖上一层纱巾,让人去端详回味。明明是为风所阻,不得不停泊武昌,颇有迁怨于风之意,他却说“江上春风留客舟”,如同春风有意,殷勤劝留。实际是“阻”,却说“留”,这里是一折;明明是因被风所阻,无端惹了一怀愁绪,心烦意乱,他却说“与君尽日闲临水”。“君”是谁,诗人没有说,指船或者同船的友人均说得通。这无关大的主旨。重要的是“闲”字,诗人并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临流赋诗,这是实“愁”而说“闲”,这里又一折;明明是心中有无穷归思,有无尽乡愁,根本无心欣赏柳絮飞花,他却说“贪看飞花忘却愁”。固然,武昌柳是很有名的,古来诗人都喜欢吟咏,如孟浩然诗说:“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但是,诗人此时的漂泊之感,使他无心去欣赏武昌的花柳。无心而说“贪看”,这里再一折。一波三折,委曲尽情,意味深长。大凡故作宽解之语的人,都缘于不解之故。这首诗正是因不解而故作宽解语。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故作解语式的委宛曲折的表现手法,是很合乎心理逻辑的,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
宋代蔡绦《西清诗话》说,方泽“不以文艺名世”,而《武昌阻风》一绝“诗语惊人如此,殆不可知矣”,对这首诗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