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平平写起，写芦叶，写邮亭，紧贴题面。既点明时令和驿馆，时逢深夏，地处荒僻，一路征尘，景物与行状的描写即透出内心的烦燥郁闷。
颔联“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回顾自己漂泊流离一生。这联以昔年的“江南客”与今日的“关外心”作为鲜明对比：昔年江南之客，年少气盛，充满自信，自然也洋溢着许多美妙的希望；想不到二十年后仍要出关，去从事微不足道的弘农尉之职，这才令人深深体会到汉代楼船将军杨仆何以耻为关外之民的心态。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仆仆风尘，来到这荒野孤驿，让老母思子，娇妻念夫，人生至此，百感交集。
颈联“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思子台边”等近景，“风自急”与首句“梢梢”和下句“清声”呼应，渲染夕暮景色的凄凉。“玉娘湖上月应沉’’，从“应”字可见不是写近景。这句应是承三句“江南客”，因此“湖”应指“浙水"而言，这是诗人的想象之景，由近景联想到远地，“风急”与嚣月沉”都是凄清昏冥之景，仍是喻半生生涯坎坷不顺和暗淡无光。
尾联“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归结到“丛芦”，以行人断绝只有丛芦喧响应和着荒城的砧声，抒写途中的寂寞和郁闷。诗题是对丛芦有感，因而全诗写“丛芦”贯穿始终，通过映衬渲染，萧瑟的芦叶喧声的描写蕴含深远的情致，抒发了诗人不尽的怅惘。
诗的前四句由丛芦而忆及江南，再由江南折出“关外心”，在曲折的思绪活动中，回溯了漫长悠远的时间、空间和有关生活内容。这种回忆，以及暂时因环境清幽而尘烦乍释的心境，对于逐渐萌生的“关外心”，起着引发和映衬的作用。后四句则由“关外心”扩展开去，思绪连绵，融合了对亲人的思念和长夜难眠之中对外在环境的感受，使“关外心”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形象。纯粹写因丛芦触发而引起的种种感慨，这就为诗营造出一种哀感优柔的意境，体现出李商隐诗情绪色彩的特征所在。
内容分析
文章第一节写初入山的见闻。首三句“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便点明题目，点出了此山的特色：幽深。同时，两个“渐”字，又巧妙地交代了游山的动作性。随着进山的愈深，各种自然景观联翩沓至，令人目不暇接。然而作者在描绘其所闻所见时，看似信手而写，实是经过筛选而紧扣一个中心：以松树为其主背景而突出其幽静的气氛。齿牙交叉的石路旁，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大松，这些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形态各异而招人爱赏。接着又在松荫底下发现了悄悄流淌的清泉，它们蜿蜒曲折，时伏时现；当其泻入古井时，竟然发出了“锵然而呜”的音乐一般的美妙声响。接着是盘缠其间的古藤，形如大螈，蜿蜒盘绕。这又是一幅神秘幽静的景象。在这里，气氛似乎有些静得可怕，因此作者便借松间几声“磔然有声”的鸟叫来打破这万籁俱寂的气氛，八哥鸟的啄食之声恰又从反面格外烘衬了这里的寂静，行文奇妙。
文章第二节描写继续登山的闻见，愈加渲染出此山的幽深僻静。作者本是骑马游山，但行至西山，遇一小径，只能步行。于是只得系马于石嘴，相互扶携而登山。由此便从侧面写出了山势之峥嵘难攀，暗示出此间的人迹罕至和十分幽静。但是就在旅伴们于仰面不见天日的竹径里穿行四五里后，忽从半空中传来了鸡鸣之声，这就告诉人们，不远处定有人居。作者巧作曲笔，表面似写山中有人，实际却仍在渲染此山的宁静气氛。鸡声带给人的联想通常是养鸡的农妇和熙熙攘攘的农家生活；可这里的鸡却是青灯古庙中陪伴僧人、为之催晓的报时鸡，这就益知此地的地僻人稀了。接下来所写的老僧那种“聘而顾，如麇鹿不可接”的情状，便更加强了上述印象——这位僧人对于远客非但不热情通问，反倒像桃花源中的土著居民那样乍见生人，“乃大惊”；而与之交谈，则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一问三不知。僧人待客的这种冷漠与惊愕神情，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山的绝少人来；而另一方面，游人所见的“蜗鼠缭绕”的奇特建筑，以及他们憩堂殿时所聆听的山风吹拂檐铃之声，也同样使人感到此庙之古与此山之静。这两方面的感受叠加，于是便使游人“相顾而惊”，产生了未知此身是否尚在人境的误觉。这一节的文字，先从实见实闻写来，最后归结到心理感受上来，其目的仍是为要突出北山的僻静幽深；而事实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种种景象无不启示：新城郊外的这座北山，除开那不知始建于何时的古刹和不知来自于何地的老僧以外，尚未经过人化的是一座未被发现的处女山。而在写毕其“不知身之在何境也”的感受之后，作者忽又作一拗笔：“且暮，皆宿”。一方面交代出登山的已告结束，另一方面又引出下文的夜宿。笔调简洁峻峭，具有柳宗元风味。
文章第三节写夜宿山寺的闻见。起笔补叙时间，以下引出“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两句描写，用简洁的词语构筑成了一个优美静谧的诗一般的意境。紧接这种总体式的描写，又把文笔转向对于具体景物的细致观察方面：首先是“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此三句看似平淡无奇，实质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在内。晁氏对星斗显得特别“光大”与“如适在人上”的感受，一以表明山寺之高似能上接于天，二亦表现山间空气洁净，故看星斗皆亮而又大了。其次是“窗间竹数十竿，相摩戛，声切切不已”，又凭借其听觉为读者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氛围。再次是“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这就更从具体的所见所闻，引导到心理感受的阴森恐怖上去，故其结尾便接言道：“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迟明，皆去”，前两节文字较偏重于状写客观的景物，而这一节就转向于偏重写其主观感受与心理体验。第三节中的写景，带有景中寓情、情景交融的特色。这样既写出了山寺的地势之高和景色之幽，同时又写出了人的精神活动。所以从形神兼备的角度来看，这一节文字可谓最富耐人咀嚼的韵致和情趣。
文章最后一节写游山之后的回味无穷。这其实是在对北山之美和游山之乐作一种补充和加强的描写。“既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言其印象深刻、事过而境不迁也。“后不复到，然往往想见其事也”，这又是在仿效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结尾而稍作变化，意仍在强调北山之游的常在脑海中萦绕而不能忘怀。
《新城游北山记》是继柳宗元之后又一篇优秀的山水游记。它的成功，首先在于准确地抓住了北山的个性，精细描摹了此山极为幽静优美的特色，使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其次，又在于它能在刻画风景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作者的主观感受，使得此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泉，都富有特定的神韵和情趣 [5] 。
艺术特色
一、穷形尽态的摹写
《新城游北山记》对北山景物的刻划极其逼真。作者对自然景物作细致人微的观察，并加以穷形尽态的摹写。作者把大松的曲、直、立、卧种种形态，毫无遗漏地作了形象的描绘；又用“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对山顶之屋数十间的结构形态，作了简明、贴切而又生动的刻划。摹写声音，草间的泉水堕人石井，是“锵然而鸣”；赤冠长喙的鸟儿俯而啄食，是“磔然有声”；山风是“飒然而至”，堂殿上是“铃铎皆鸣”，窗间竹“相摩戛”，是“声切切不已”。他摹写光亮，在竹林里是“仰不见日”，夜晚宿山顶上则“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所有这些声、光、形、态的描写都可说是惟妙惟肖，恰如其分。
二、形象生动的比喻
《新城游北山记》比喻用得很多，都很贴切，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松树的比喻是“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用16字即道出松树的多姿多态，真是言简意赅。山顶僧人，不常与世人接触，“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这是传神的比喻。麋鹿见生人，即惊慌不定，以之喻山僧见人时之局促不安，十分形象和恰当。此外，“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螈。”和“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等比喻，也形象、生动，不仅逼真地形容了物态，而且渲染了山行及夜宿时的森然恐怖的气氛。
三、主观感受的融入
《新城游北山记》的写景状物所以生动且具魅力，跟作者将浓烈的主观感受融入其中，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主观感受，既以“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等直抒心灵的方式表现出来，又隐含在以移情人景、移情于物、营造氛围的大段描写中。读者随着作者文笔的指引，仿佛进入北山，见到形状各异的松树，听到鸟声、鸡声、风声和铃声，与惊恐不安的山僧接触，并在山顶度过一个难寐之夜。北山的幽深、僧居的静寂、夜间的阴森，所有这些描写，都因作者的笔端含情，而显得格外真切动人。
此诗描写的是一幅迷人的胜似春光的秋景。首句写景，诗人就其所见先写渌水，南湖的水碧绿澄彻，一至映衬得秋月更明。一个“明”字，写出南湖秋月之光洁可爱。次句叙事，言女子采白苹。三、四两句构思别致精巧，“荷花”不仅“娇”而且“欲语”，不特“欲语”而且十分媚人，一至使荡舟采苹的姑娘对她产生妒意。这两句诗，选词甚妙，设境奇绝，把荷花写活了，把境界写活了。末两句诗写出典型的南方秋景，不仅无肃杀之气，无萧条之感，而且生气勃勃，胜似春日；从景色的描写，表现出诗人愉悦的情绪。
对此诗的理解，也有人认为是写一位男子在劳作中对爱人的思念。按这样理解，这首诗就与《诗经》开篇《国风·周南·关雎》极为相似，它们都选择了渌水荡舟的背景。不过《关雎》中或愁或思，或得或喜，都溢于言表；而这首《渌水曲》虽也直言“愁杀”，但语气隐忍克制，如雾里看花，热泪欲零还住。《关雎》中由思而愁，由得而喜，情节十分完整，意态高雅，从容而颇具富贵气象；而《渌水曲》则似唯有无边愁怨，不着际涯，正是抉择其寂寞凄凉之状。《关雎》中，哀止于“反侧”；《渌水曲》中，心含悲凄仍不忘劳作，都可谓哀而不伤。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