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他在带湖居住期间，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这首词。在这首词中，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地渲染了一个“愁”字，以此作为贯串全篇的线索，感情真率而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玩味无穷。
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首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无愁找愁。
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首句构成因果复句，意谓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兴，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些“愁闷”之类的话。这一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的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
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世阅历渐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字，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紧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潜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而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博大。
此词构思巧妙，写少年时无愁“强说愁”和谙练世故后满怀是愁却又故意避而不谈，生动真切。此词上下片里的“愁”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强说”的是春花秋月无病呻吟的闲愁；下片说的是关怀国事，怀才不遇的哀愁。在平易浅近的语句中，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痛楚和矛盾，包含着深沉、忧郁、激愤的感情，说明辛词具有意境阔大，内容含量丰富的特色。
这首词，以惜春为抒情线索。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塑造了一个感情丰富而专注的女主人公形象。
作品的开头描绘出初春好景象：“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词人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派新春景象，显示了春天的勃勃生机，为全词定下了基调。
开头的几句耐人寻味：第一，首句是借用五代薛昭蕴《小重山》词之一的成句，劈头传出了春的消息。长门，原汉宫名。它是汉武帝陈皇后阿娇失宠后居住的地方，后来多以它代指“冷宫”。李清照以“长门”入词，则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暗示自己有一种难言的幽伤，借用上述薛昭蕴宫怨词的意境，为下文表达这种幽伤作了情绪上的铺垫。二是生动地表现了春天的特有声息。“春到长门春草青”，一句连用两个“春”字，描摹出春天一到，春草即刻舒展身姿的情态，给人以春风拂面的快感。不仅写出了春的神奇，还借春草在经历了寒冬之后对春天的渴盼，暗示女词人回到丈夫身边的无限快感。
第二，宛如一幅斑斓的绘画，起拍以下三句有着迷人的色彩和构图。看那江梅花朵和蓓蕾相间，梅枝与新蕊互衬，愈发显得错落有致，相映成趣。这些共同组成了一幅娇妍的春意图，蕴含着作者对生活的希望。
“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碧云笼碾，即碾茶。宋人吃茶都是先碾后煮。碧云是形容茶色。春天的景色如此美好，它使女词人为之陶醉。她兴致勃勃地取出名贵的“碧云”茶团，碾碎煎煮。词人本想一边品茗，一边回味早晨的梦境。哪知一经重温“晓梦”，惊破了品尝茶香的雅兴。“惊破一瓯春”的“春”字，语意双关，不仅形容出茶色的纯正，香气的馥郁，更暗示了词人的“晓梦”是与一种春景春情有关。
词的下片承“晓梦”而转入对“黄昏”景象的描绘，侧重表现春日黄昏的美好：“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疏帘，有雕饰的帏帘。作者轻轻两笔，勾勒出一幅清幽的黄昏景色。它如一幅水墨写意画，虽无明丽的色彩，但却能在黑白中见精神，在清淡中显神采，愈发给庭院增添了几分恬静与优雅。两句里“压”“铺”二字精策而传神。“压”字，委婉地描绘出了花儿的繁盛。因为花儿稀疏零星，花影就不会重重叠叠，给人以浓重如“压”来之感。同时，它又体现了花儿的蓬勃生机。“铺”字。首先，形象地显示了月光朦胧和清淡。因为此时，夕阳才落，月亮刚刚升起，月是淡月，光是微光，若有若无，像是薄如蝉翼的轻纱一般，铺蒙在疏帘之上，显得是那样轻灵，那样柔美。其次，“铺”字又写出了月亮“多情”的神态。它就像是在含情脉脉地关注着女主人，表现出深深的依恋，类似于“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的境界。“铺”又与“压”在用墨的浓淡、轻重、明暗、虚实上相互辉映，使得整个画面体现出朦胧和谐之美。
“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在李清照的笔下，有许多著名的春景情词，《如梦令》“昨夜雨风骤”、《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等都是熟知的咏春名篇。对每一个春天，她都不肯虚度。此处特意提出“今春”，表明今年一定要特别地经意，这就将惜春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将感情推向了高潮。
统观全词，上下两片，一早一晚，布局精严。虽然每一片都是由景及人，但通篇读来词意层层递进，情感节节发展。上一片如花含苞，味之无穷；下一片如百花竞放，感情浓烈。两相映照，足见她对丈夫的爱之深，思之切。在语言的运用方面，这首词也很有特点。既有“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归来也，著意过今春”等浅白直露的口语，显示了易安词淡笔点染，自然隽永的风韵；也有“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等精炼的对句，显示了易安词的炼句炼意之功。特别是“压”与“铺”两个字锻炼精妙，感到仿佛那诱人的花影不是映在门上，而是压在作者的心上；那迷人的淡月也不是照在帘上，而是直接铺到了词人的心里。它承上启下，把作者此时此地的心灵感受形象，委婉地传达出来。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