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展示了楚地的萧瑟秋景和诗人的旅途感伤。首二句交代了他到江、汉一带任职，才首次看到荆山，而感叹于它的广袤、绵远。奉义即慕义，对巴陵王表示敬慕，这是一种谦逊的说法。楚塞，指荆山，因其为古代楚国郢都的北边屏障，故称。这两句开篇记游，点明到荆山的因由，从而引出下文，笔法干净利落。
“南关”以下六句，全是写景，切题“望”字。“南关”指荆山南端的关隘。“桐柏”，山名，界于信阳以西的河南湖北两省之间。“西岳”，言荆山西端的峰岭。“鲁阳”，关名，在今河南省鲁山县西南。这二句说，荆山的南关要绕到桐柏山，其西端的峰岭将伸出到鲁阳关。这里紧接着上文“楚塞长”，加以夸张形容，极力写出荆山伸展的地域之遥远。其实，荆山距桐柏山和鲁阳关都很远，并不连接。诗人这样写，是以一种宏观的眼光，总揽荆山大的形势，也是为了表示旅途的漫长，从而创设一个与下文所抒发的深广愁思相适应的空间境界。从艺术效果来看，也使诗的画面气象显得壮阔。江淹写景，时以“警遒”取胜，和谢朓有类似之处。这两句，便使人感到有一种雄浑的气势，笼罩全诗。“寒郊”以下四句，展现出一幅荒凉清旷的深秋景色：郊野一片荒寒，木叶尽脱，见不到什么阴影；悬在空中的一轮秋日，发出的光辉也是惨淡清冷。这两句绘光设色，语言精练，表现出诗人对于深秋独特的感受和印象，令人感到一股凛冽寒气从纸上扑面而来。“桡”，通“挠”，屈曲。秋风掠过，重重密林中的树木竟然被吹刮得弯曲、俯伏，可以感到它们在挣扎、呻吟，由此可见风势之猛烈。“风”上着一“悲”字，更给秋风涂染上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也令人竦然如闻秋风凄厉肃杀之声。“云霞”句，写江景，表现河水暴涨。在深秋，河流一般是不会涨水的，可是沮漳二水汇流，却往往洪水迸发。诗人目睹其景，如实描绘。深秋洪水滔滔，已使人惊警异常，再加上云霞照映，更显出水势浩大，波涛惨白、浑黄。一个“肃”字传达出其内心的强烈感受。这四句是全篇最精采之处。前两句写静景，后两句写动态，动静相生，有声有色。“寒”、“悬”、“清”、“桡”、“悲”、“重”、“肃”、“涨”这一连串动词和形容词，都下得生动、精警、传神，见出诗人写景状物、锤炼语言的功力。陈祚明评江淹诗长于“刻画”，“苍秀之句，颇亦邃诣”（《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四），信然。
“岁晏”以下六句，集中抒写由深秋肃杀之气引出的悲愁之情。诗人先以“岁晏”二字总束上四句所写时节景物，并带起下面的抒情，章法严谨。“岁晏君如何”句中的“君”，是作者自叹自问，意谓：时至深秋，一年将尽，我究竟打算怎么样呢？“零泪染衣裳”是自答。一问一答，婉转地传达出内心悲愁。古代迁客骚人逢秋生悲，本是常事。但江淹如此悲不自胜，泪下之多，以至于衣湿如染，那就不是一句寻常的“羁旅之愁”可以了得的了。早些时候，他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曾被人借端诬陷入狱。后来他在狱中写了《诣建平王上书》，血泪交迸，自陈冤屈，这才得释。陷身囹圄之冤，加上沉沦下僚的仕途失意，这一切郁积于心中的悲怨，此刻都因眼前的秋景而激发出来了。所以“零泪”一语，实在包含无限，沉痛莫比。“玉柱”以下四句，又借酒乐而进一步抒写这番沉痛之情。柱，瑟的安弦部件，这里代指瑟；尊，酒器;“金”、“玉”皆形容其华贵。诗人此时或许正在荆山下某处的宴席上吧。玉柱金尊，这宴席亦不可谓不盛矣。但诗人心绪迷茫，使这一切豪华都成了徒然之设，琴瑟被弃置一旁，蒙上了夜晚的露水，连杯中美酒，也含着严霜，令人纵然不饮也生出凛然寒意。空、坐二字同义，都是“徒然”的意思。最后两句，又写在寒夜寂静中，忽然有人奏起了描写行役途中艰难景况的《苦寒行》乐曲，这曲悲歌尚未了，又有人唱起了《艳歌行》中的“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古语云：“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而今这愁悲之音却“一”之“再”之，真教人情何以堪。全诗就在这感伤的音乐声中缓缓拉上帷幕，情调悲恻哀婉，使读者为之低回不已，黯然神伤。陈祚明评云：“末六句词气萧瑟”。（《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四）足见这后六句抒情，也回荡着悲凉秋气，整首诗是情景融一的。
这首行旅诗的章法结构，仍大致沿袭谢灵运山水诗记游——写景——抒情——悟理的模式，层次分明，只是已经去掉了玄理的尾巴。诗中用了大量的对句，其风气也始于谢灵运，但遣词造句已不像灵运那样巉削、藻饰，而是显得比较清秀自然。诗押“阳江”韵，音调清越明亮，也有助于悲伤感情的抒发。诗人善于抒写悲愁的特点，在这首早期作品中，已经初步显示了出来。
一次诗人来到一处村庄，发现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于是便驻足观赏了许久。然后他又来到田间地头，与庄稼人攀谈起来。乡亲们也非常好客，还把他请到家中休息，并殷勤地招待远春的客人。而最让作者动心的却是一家船户，他们以船为家，乐此不彼。开篇就描述了这种独特的场景，“尽将家具载轻舟，来往长江春复秋。”首联笔墨简练，抒写了船户一家人来往长江的生活状况。一个“尽”字，展示了老翁和其家人的决心和毅力。春复秋，暗示着他们早已在江上生活了多年，其辛苦情况可想而知。
接下来具体描写江上生活，“三世儿孙居柁尾，四春知识会沙头。”船家三代人共居船尾、但是日子过得却很和睦；而且船家人缘好、熟人多，客人们来来往往，气氛也十分欢洽。
知识，意思是相识之人。因为四面八春的人都到沙滩来搭船，时间长了大家就相互熟悉了。作者以“柁尾、沙头”为代表，介绍了他们生活的环境，虽然条件艰苦，却其乐融融。
颈联转而展现出人物活动，“老翁晓起占风信，少妇晨妆照水流。”老翁清晨起床，预测天气；儿媳照水梳妆，整理晓鬓。这两句描写各具情态，更显得船上生活宁静和谐。读者完全可以发挥想象，这位老翁不仅谙熟船工技巧，而且还热情好客。
最后诗人感慨自己漂泊不定，“自笑此生漂泊甚，爱渠生理付浮悠。”诗人自嘲经常处于羁旅生涯，更羡慕船家自在浮游生活。渠，他的意思；生理，即生计。
占风信，表达出老翁经验丰富，总是为大家着想。之所以人们都喜欢乘坐他的渡船，一定是彼此可以畅所欲言，又能随便说笑。照水流，既说明这位儿媳妇也并未嫌弃船家生活艰苦，又传达出她虽然装扮朴素，却丝毫不马虎。
惜春伤春，留春送春，词中常调。这首“送春”词却别具一份女词人的巧思妙想与慧心深情。
上片化景物为情思，纯从“楼外垂杨”着笔。从风飘柳絮的景象看，词中所写，当是暮春烟柳，而非细叶新裁的仲春嫩柳，这样方与送春之旨吻合。杨柳依依的形象和折柳送别的风习使人们从柳条想到送别，原很自然；但从“垂杨千万缕”想到它“欲系青春”，却是女词人的独特感受。从“送”到“系”，虽只在一转换之间，却包含了想象的跨越飞跃，进一步写出了柳的缱绻多情。那千万缕随风荡漾的柳丝，像是千万缕柔曼的情思，力图挽住春天。然而“少住春还去”，春毕竟是留不住的。他人至此，不过叹息伤感而已，词人却从随风飘荡的柳絮生出“随春且看归何处”的奇思妙想。柳絮的形象，在诗词中或状撩乱春愁，或状漂荡无依，即使联想到“送”，也只有“飞絮送春归”（蔡伸《朝中措》）一类想象。朱淑真却以女词人特有的灵心慧性和缠绵执着，将它想象成一直深情地追随着春天，想看一看春究竟归于何处。由“系”到“随”，进一步写出了柳对春天的无限依恋和无尽追踪。
下片从“春归”生出，转从送春的词人方面着笔。“绿满山川”正是暮春之景。这一望碧绿之中正含有落花飞絮狼藉的伤感记忆，更何况耳畔又时时传来象征着春归的杜鹃鸟凄伤的呜叫声。目接耳闻，无非芳春消逝的景象即便是无情人，恐怕也要为之愁苦不已。“便作”句先从反面假设，“莫也”句则故用摇曳不定之语从正面渲染愁苦，愈觉情怀酸楚。写到这里，方才引出这位满怀愁情的女主人公。“系春”不住，“随春”难往，唯有“送春”：“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这两句似从欧词“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化出，但独具神韵。在词人感觉中，这即将离去的春天，像是怀着无限别离的惆怅与感伤，悄然无语，与伤春的词人默然相对。时近黄昏，又下起了潇潇细雨。这“潇潇雨”，像是春天告别的细语，又像是春天归去的叹息。而女主公情怀的黯淡、孤寂也从中隐隐传出。妙在“不语”与“潇潇雨”之间存在着一种似有若无的对应与联系，使读者感到这悄然飘洒的“雨”仿佛是一种不语之“语”。这一境界空晨。极富象外之致的结语使词在巧思妙想之外更多了一份悠远的情致。
全词通过描写外缕垂杨、飞絮缱绻、杜鹃哀鸣、春雨潇潇，构成一副凄婉缠绵的画面，一个多愁善感，把酒送春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活现在这幅画面中，词句清丽，意境深远。
刘季孙曾在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担任酒务，专门管辖制酒和酒业税收。他是一个很孤独高傲，并淡泊名利的人。作为管税收的官员，在那时应该是个肥缺，但是诗中则明确指出诗人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一种为官清廉的承诺。
燕子呢喃是轻细悦耳的，一个心里没事的人不会被打扰。诗的字面意思翻成现在的话是想要听懂燕子的话而不被理解，而这仅仅是字面意思而已。即便是现在去和别人讨论燕子说的话，那也有人会觉得奇怪。而找不到知心的朋友，不被人理解，百般无聊的诗中人只好一个人携酒游芝山，消遣去了。不是前呼后拥，而是一个人拄上拐杖，仅带着美酒就去了。这就是诗人在表示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或者说他的品格和道德观。
《石林诗话》中曾记载：王安石为江东提举刑狱时，巡查到此处，将要评估刘季孙的工作成绩。来到厅前，见屏风上题着这首诗。读罢大声称赞，一问左右，说是刘季孙所写，于是召他来谈诗论文，酒务方面的情况倒一句没提。等王安石回到旅驿，有不少此地的学子聚在门前，请求派一个主管教育的官，王安石马上就点刘季孙来主持。一时传为佳话。《千家诗》的注解里特别有这样一段话：难怪当年王安石作江东提刑时，巡查酒务到饶州，看到刘季孙厅屏上的这首诗后，就不再问酒务一事了。
刘季孙是北宋大将刘平之后，性格豪迈，文武全才，却出任小小的一介酒务俗吏，实在有点太委屈他。不过，刘季孙的诗却读不出筋骨尽露的浅躁之气，不是那种哭哭啼啼或跳脚大骂的风格，而是襟抱开阔，气度雍然。宋人很推崇这种气度，不喜欢罗隐那样尖锐直切的。正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说：“其未流甚者，叫躁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这也是王安石读懂了诗中的喻意后，对他极为推许的原因。
抛开诗人的这种气度不讲，仅仅从诗歌条理来看，这诗中的人看似悠闲恬淡，其实还很寂寞，“说与旁人浑不解”一句，似乎透出有种郁郁不得志的抱怨，那么“杖藜携酒看芝山”就是对这种心情的解脱，虽然有些自嘲的意思，但也不失为洒脱。这种成熟的人生观，现在的读者读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