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胸蓄大志，身怀书策，奔走长途，求取功名，意欲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屡遭碰壁和白眼后，只得黯然地返回故园。其心中的感慨悲愤，自非数语可尽，故此作采用了带过曲的形式。由〔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合成的“述怀”，恰如一支三部曲，分别述写了忆昔、感遇、反思的内容，奏出了失意士子心中的悲歌。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曲有两个特点较为明显。
一是在遣词造句上，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前人成句的含义，所谓“语出有据”，其实也就是在追求“辞雅”。除了注释中所提及的以外，如“尘生釜”，用《后汉书·范冉传》“釜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语；“吞吴”用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并州”句用李白《少年行》“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意；“暗投珠”，用《史记·邹阳传》“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等。这种舞文弄墨与曲的本色格格不入，却是文人作曲的普遍习惯。积渐下来，倒也造成了“文人曲”、“案头曲”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曲意的凝练雅饬。例如本篇中的“三匝乌，千里驹，中原鹿”，“常怀卞玉，敢引辛裾”，就不能说一无可取之处。
二是在意象的跨跃上比较自由，东鳞西爪，几乎有点近于现代的“意识流”。作品前三句叙述自己不因贫困而堕失壮志，四至六句即转写时光流逝、群雄争展骥足的外界形势，七、八句述出失意还乡的事实，九至十三句又表陈自己一旦得官遂志的假设，接下去则以六句诉说当下“羞归去”的感想。结尾“欲赋生来惊人语，必须苦下死工夫”的接入更奇，既似自勉，又似自嘲，总之是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思绪万千，意到笔随；不过平心而言，更多的则是体现着倚声填词硬性凑泊的影响。词、曲都有形式决定内容的一面，〔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句密韵促，恰恰迎合了作者在浮想联翩中“述怀”的需要。
上述两个特点本身都不能作为优点提倡，然而本曲结合自身经历痛诉肺腑，在元散曲述怀题材中不失为激愤之作，所以将它作为这一类型的一则代表而予以选入。
相较其他诗人写精卫的诗歌，本诗视角新颖，不是对精卫本身进行评价，而是就其填海这一行为做理性思考，其中有对精卫因为填海而奔波劳累、伤痕累累的同情，又有对精卫填海这一伤及无辜、毁坏草木的行为提出质疑，同时流露出作者无限悲悯的博大情怀。
诗歌首句“精卫谁教尔填海”，表面看是提问，实则是质疑，明知故问，因为谁都知道精卫填海是为了复仇，报“溺亡”之仇。但这一问，更能引起读者对填海这一行为的思考。接下来，作者就围绕着“填海”为读者呈现四幅画面：
第一幅：“海边石子青磊磊”。这是实景描绘，海边，石子堆积如山。这是精卫填海的凭借，石子之多，足见精卫填海的决心。
第二幅：“海中鱼龙何所为”。这是虚景假设，写填海后果。海被填平后，海中鱼龙如涸辙之鲋般陷入困境，无处求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一己之私仇而可能殃及无辜的鱼龙，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逐渐显现。
第三幅：“山中草木无全枝”。先来一句过渡。第五句“口穿岂为空衔石”照应第二句“海边石子青磊磊”，在诗中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作者的视角从海边转向山上，然后又是一幅实景描绘，再写填海后果，山中的草木七零八落。填海殃及的不仅是鱼龙，还有山中草木！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进一步显现。
第四幅：“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这幅图景是虚实结合，再写填海后果。虚写精卫因填海而奔波劳累、遍体鳞伤。“朝”“暮”多为想象，互文见义，但虚中有实，突出精卫奔波劳累；“口穿”“羽折“”堕水”为实写之词，实中有虚，写精卫的遍体鳞伤。对精卫填海的行为，作者是理解的，毕竟大海是造成悲剧的元凶；对精卫填海时所遭受的苦痛，作者是饱含悲悯之情的，毕竟精卫有仇报仇的血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这四幅画面，写填海后果，也是作者悲悯之情的蓄积过程，从伤及无辜到自伤，填海的伤害达到极点，诗人的悲悯之情也达到了极点。
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
李洞生活的晚唐时代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国势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而僖宗荒淫嬉戏，贪残昏朽，更甚于玄宗；这首诗表面是写唐玄宗的荒政误国，实是针对时政而发的。《唐才子传》说李洞写诗“逼真于岛（贾岛），新奇或过之”。此诗的新颖在于：诗人写李唐的衰朽，不着一字，而以“绣岭”小景出之。
“春日迟迟春草绿”写游绣岭宫的季节、天气以及满眼新绿的景色。“迟迟”，可推测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一般情况下，“春草绿”应是一种宜人之色，但用于此刻的登绣岭宫，却是荒草萋萋，听不到玉辇鸣鸾的荒凉之境。如果说这句还只是通过对背景的联想才透出了“春草绿”的时代气息，那么，这“野棠开尽飘香玉”的时代气息就更其明显了。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遂成开元盛世，后期迷于声色狗马，讨厌政事，酿成安史之乱。但这些具体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是无法写到一首小诗中去的，诗人便抓住了绣岭野棠来叙述，手法新奇。“野棠”的“野”字，包含了诗人的无限感叹。“开尽”的“尽”字，道出了无限“芳树无人花自落”之慨。“飘香玉”的“飘”字，蕴藏着诗人无限惋惜之情。原为御地之树，变为无主之林；原为笙管之地，变为无人之境；弟子散尽，香玉惊风；“野”“尽”“飘”三字，写出了无限令人感慨的意境。只迷声色，不理国政，梨未成，梦已绝，君主的荒淫享乐带来了无比深重的国灾民难。
尾联写出一位白发老人的举动：“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自玄宗的开元盛日，至僖宗的衰朽之朝，时历一个半世纪有余，活动在开元时代的人，自然一个也没有了。“犹唱”二字，表面似讥老人爱翻陈年老历，唱得不合时宜，实则感慨深远。通过鹤发老人对太平盛世的缅怀，诗人寄寓自己对时政的深沉叹息。诗四句全是写景，但字字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命运无限关心的真挚感情。这种寄真情于字背，寓深义于眼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颇得游刃骚雅之妙。
这首诗的新颖在于诗人写李唐的衰朽，不着一字，而以“绣岭”小景出之。诗四句全是写景，但字字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命运无限关心的真挚感情。这种寄真情于字背，寓深义于眼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颇得游刃骚雅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