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人忧天》是一则寓言，出自《列子·天瑞篇》。文章通过杞人忧天的故事，嘲笑了那种整天怀着毫无必要的担心和无穷无尽的忧愁，既自扰又扰人的庸人，告诉人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忧虑和担心。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一气呵成。这是一则益智寓言，写了忧天者与忧人者两种人。作者并不以这两种人为然。
文章重要刻画了一个“杞国人”的形象，他头顶蓝天，却整天担心蓝天会崩塌下来，脚踏大地，却成天害怕大地会陷落下去，以致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还担心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会掉下来，惶惶不可终日。在别人耐心的开导下，他又放下心，高兴极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就浮现在读者的眼前了。
另外一个人物，开导杞人的热心人，他对天地星月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只是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但他那种关心他人的精神，耐心开导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古代道家学者长庐子也并不赞成这个开导者关于天地无毁的说法，他认为一切事物既有成，就有毁。而列子认为，天地无论成毁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道的本质在于虚静无为，人也应该以笃守虚静的处世态度，不必在不可知的事物上浪费心智。
这则寓言的客观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它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在宇宙形成理论上的成果，寄谓“积气”、“积块”、“日月星宿亦积气中有光耀者”等见解，其辩证思维水平之高，是令人信服的。
这则寓言故事运用对话刻画人物，人物形象分明。故事短小，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这则寓言也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典故，如李白有诗曰“杞国有人忧天倾”，即出于此。
《晋书·乐志》载汉乐府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作，是一种以边塞战斗生活为题材的军歌。杜甫作《出塞》曲有多首，先写的九首称为《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为《后出塞》。杜甫的前后《出塞》曲，并非军歌，而是借古题写时事，意在讽刺当时进行的不义战争。
杜甫这九首诗通过描写一个士兵从军西北边疆的艰难历程和复杂感情，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兵士和百姓带来的苦难。
第一首叙述自己初别父母被迫远戍的情景。第二首叙说上路之后的情景。离家已远，死生难料，只好索性豁出性命练习武艺。第三首，诉说自己一路上心情的烦乱，故作自励之语以求自解。第四首，描写自己在路上被军吏欺压和驱逼的情景。第五首，自叙初到军中时的感慨：官兵对立，苦乐不均，身为奴仆，难树功勋。第六首，征夫诉说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是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观点。第七首，征夫诉说他大寒天在高山上筑城和戍守的情况。第八首，征人诉说自己初次立功的过程和对待功劳的态度。第九首，征人自叙他自己从军作战十余年的经历。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刻划离别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刻划以身许国。
这九首连章体的组诗，“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主题鲜明，内容集中，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这组诗“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前后连贯，结构紧凑，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杜甫的《前出塞》组诗第一首是起，写出门应征，点题“出塞”，引出组诗主旨：“君已家土境，开边一何多”，以之为纲，统摄全篇。以后各首便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顺次写去，循序渐进，层次井然。第九首论功抒志；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为结。中间各首在围绕主题展开的同时，每首又各有重点。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写征人的留恋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写征人的以身许国。条理清晰，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诗人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前后照应，过渡自然。如第二首“骨肉恩岂断”承第一首“弃绝父母恩”；第八首“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呼应第六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使九首如线贯珠，各首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致分散。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足见这种连章体组诗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
第二，以点来反映面。整组诗只集中描写了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但却反映了整个玄宗天宝末年的社会现实：“开边一何多”，这里有连续不断的黩武战争；“单于寇我垒”，也有敌人对唐王朝边境的侵扰。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性质是复杂的。诗中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沉重灾难，也有封建军队中官兵不公的现实；既有军士对奴役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征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有征人戍边筑城的艰难困苦，也有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可谓这一时期的全景纪录。
第三，整组诗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由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这样寓主位于客位，可以畅所欲言地指斥时政。这正是用第一人称的自由方便处。此外，诗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事，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就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诗人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着重人物的心理刻划，精心塑造了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朴实、勇敢善战的士兵的生动形象。诗人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或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第二首写这个征人冒险轻生、拚命练武的行动，就反衬出这个征人内心的苦闷和忧怨；第三首用磨刀伤手而自己不觉来刻划他“心绪乱已久”，内心烦乱不安的矛盾痛苦。这种用人物行动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就使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直接说教。或通过比兴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如第七首“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就将自己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迫切心情托之“汉月”，寄之“浮云”，这就使人物复杂抽象的心理变化和感情特征具有可感性、形象性，使读者易于了解和接受。此外第八首描写这个征人对敌作战的英勇顽强，第九首写他对功赏的正确态度，虽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逼真，跃然纸上。
这首诗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咏傀儡以言情，形象生动，耐人咀嚼。诗题《咏傀儡》，意为吟咏木偶戏中的木偶。诗的前两句“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鲍老”，是宋代戏剧中的角色；“郭郎”，是戏剧中的丑角，诗中系指木偶戏中的木偶。这里，着墨无多，却使鲍老与郭郎的形象跃然纸上。诗人写鲍老，突出一个“笑”字；写郭郎，则紧扣其“舞袖太郎当”（衣服宽大，与身材不称）。透过这两行诗，我们仿佛目睹鲍老当筵笑郭郎的笑容，耳闻其笑语，也仿佛看到郭郎甩动着宽长的衣袖机械起舞的舞姿。
诗的后两句“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笔锋一转，作出假设：倘若让鲍老当筵舞，则鲍老的舞袖较之郭郎反而更显得宽长。这两行诗，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哦，原来那个讥笑郭郎舞袖太郎当的鲍老，其舞袖更为郎当。这样，鲍老就成了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角色，他对郭郎的讥笑，也就变为他的自我嘲笑。
显然，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色是寓讥刺于幽默之中，诗旨不在写鲍老笑郭郎舞袖太郎当，而在讥刺鲍老缺乏自知之明，以及傀儡的身不由己。但诗人不是以一副严肃的面孔，声色俱厉地呵斥之，而是面露笑容，说出蕴藏着讥刺锋芒的幽默话来，从而，令人于一阵轻松发笑之后，陷入沉思，有所领悟。这种寓讥刺于幽默之中的艺术，较之直露讥刺锋芒要委婉含蓄，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