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这首诗题目表明诗人漂泊无归之感,着眼“野泊”二字。“可怜江月乱中明”破空而来,忧愤无端,领起全篇。时荒世乱,万物失色,而江月不管兴亡,在乱中依旧光耀如昔,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怜惜,这一句实际已交代了题目,“江月”点“野泊对月”,而“乱”字点明时世感慨,“可怜”二字已透露情怀。“应识逋逃病客情”对江月抒情。江月之明,应知诗人的难言之隐。“逋逃”是愤激之词,言漂泊无家,点足“野泊”二字。“病客”引起五六句的怀归之感。诗人原可继续抒情,却用广阔的背景作一顿挫。“斗柄阑干洞庭野”,望天无语,天上参横斗转,地上茫茫洞庭,点明“野”字,亦见望久,始见斗柄横斜;“角声凄断岳阳城”,听角伤怀,角声暗寓兵乱,岳阳城在泊舟近处,凄断写角声,亦写听到角声的感受。这两句都是以顿挫的句法,吞吐的语气,描绘出一个彻夜不眠人的形象,并将其融入诗中,恰切地表现了沉郁悲抑的复杂庭情,蕴含着对国事的深沉忧患。乍看气象开阔,细思情绪深沉,在写景中抒情。
“酒添客泪愁仍溅,浪卷归庭暗自惊”承第二句来,以酒浇愁,酒随泪溅,所谓“举杯消愁愁更愁”。听浪思归,而无所归,故暗自惊庭。这两句表面对仗,意实相连而下,“酒添客泪”和“浪卷归庭”互为表里,而“浪卷”字又扣“野泊”字。“愁”“惊”两字引出尾联。若至五六为止,只见作客野泊思归,所感只在一家。尾联忽然推开,遥应第一句的“乱”字。而两句亦有顿挫。“欲问行朝近消息”从一身乱离,想到朝廷迁流不定,由忧一身到忧朝廷,结句把遍地兵荒马乱的情景写足,消息虽欲问而无由,其为忧愤,更何以堪。杜甫《登岳阳楼》结句云:“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也是由一身漂泊写到国家战乱。而这首诗结句更甚于“戎马关山北”,因群盗纵横即在眼前也。诗人把兵荒马乱的景写足,把忧愤难堪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总之,全诗一结有茫茫无尽之感,而中间两联情景交融,思想感情沉郁,表现手法沉着含蓄,颇有杜甫的气骨。诗中虽重一“客”字,不足为病。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
这篇文章节选自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第一回。作者是明代的吴承恩,选作课文时有改动。文章是古代白话文(又称古白话),有些词语与现代语言有区别,因此,读懂这篇文章是教学的重点。
文章主要写了花果山上一块仙石孕育了一只石猴,这石猴与群猴玩耍时,看到了水帘洞其它猴都不敢跳,因敢于第一个跳进水帘洞,被群猴拜为猴王,表现了石猴敢作敢为、无所畏惧的特点。
文章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自然段,讲石猴出世及他的生活情况;第二部分为第二至第三自然段,讲石猴和群猴一起寻找山涧源头,来到瀑布旁,石猴第一个跳入了瀑布,发现了水帘洞;第三部分为第四自然段,写群猴进入水帘洞,拜石猴为王。
此诗三章,首章感情浓烈,开篇两句写诗人为巫女优美奔放的舞姿而陶醉,情随舞起,两个“兮”字,看似寻常,实深具叹美之意,流露出诗人不能自禁的爱恋之情。而巫女径直欢舞,似乎没有察觉那位观赏者心中涌动的情愫,这使诗人惆怅地发出了“洵有情兮,而无望兮”的慨叹,同是两个“兮”字。又可品味出他单相思难成好事而徒唤奈何的幽怨之意。第二、三章全用白描手法,无一句情语,但所描绘的巫舞场景,仍处处可感受到诗人情之所系。在欢腾热闹的鼓声、缶声中,巫女不断地旋舞着,从宛丘山上坡顶舞到山下道口,从寒冬舞到炎夏;空间改变了,时间改变了,她的舞蹈却没有什么改变,仍是那么神采飞扬,仍是那么热烈奔放,仍是那么深具难以抑制的野性之美;而同时——尽管诗中未明言但读者仍能充分想像到——诗人也一直在用满含深情的目光看着她欢舞,一直在心中默默地念叨:我多么爱你,你却不知道!他在对自己的爱情不可能成功有清醒认识的同时,仍然对她恋恋不舍,那份刻骨铭心的情感实在令人慨叹。
此诗在技法风格上颇有特色。全诗一开始就以“汤”字凸现出的舞之欢快,与“无望”二字凸现出的爱之悲怆,互相映射,互相震激,令人回肠荡气,销魂凝魂。第一章将主要内容概括已尽,是为“头”,是为“断”,而其语势有似弦乐奏出的慢板,是为“曼声”,是为“曲”;第二、三章以“宛丘”二字与上绾连,再加渲染、铺张,是为“脚”,是为“注”,而其语势有似铜管乐奏出的快板,是为“切响”,是为“直”。而人们读此诗时,虽然对诗人所流露的一腔痴情会有深切的感受,但更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恐怕还是那无休无止、洋溢着生命的飞扬跃动感的欢舞。舞者那股不加矫饰、热烈奔放的激情,令处于现代社会高度物质化的机械生活中的读者体会到一种真正的活力。故此诗特定的文化氛围使它有别于一般的《诗经》篇章而具有特殊的兴发感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