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啼序·重过金陵》凭高所见实景入手，从而引出对三国、六朝的疑问，咏史怀古。全词四片，借用“赋”的笔法依次铺叙开来。
第一片是总写，点题之后，写出词人心情、时令。起首“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两句化用了南朝诗人谢朓的《隋王鼓吹曲·入朝曲》：“江南嗟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词人借它作为点题之用，截取了“迢递朱楼”四个字，令读者勾起对谢朓那首诗的联想。金陵古都，金陵故事，全都浮现于词句之中。点题之后，透露出词人的心境。“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嗟致。”这两句，含义深婉。词人自称“倦客”，他经历了亡国、被掳、出家、放归等等一系列巨变，饱尝丧国之后带来的屈辱和悲痛，对人生产生了一种心灰意懒的厌倦情绪的缘故。“倦客”二字，透露了词人对现实不满但无奈的悲苦心境。在这种心境之下，重游故地，眼前仍然是“迢递朱楼”，在他眼里，已失去“嗟致”。接着“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词人连“成憔悴”和“少嗟致”在一起，叙心境和写时令的两层意思就密合起来了。“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词人用疑问句点出主题：怀古之幽情。”少嗟致“”成憔悴“的景况和”金陵故都最好“的观念在词人看来已不能相称，使人疑窦顿生：难道这就是那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和奇人伟士迭现的六朝时代的故都吗？疑问的实质是感叹，是一种对历史逝去，豪杰已成古人的咏叹。唯有青山不变，不谙人世沧桑，仍可作历史之见证。这首词的首片的作用只引领下文，故而写得比较概括。
第二片转入具体的写景和抒情的描写。“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三句着眼于虚拟的景物。值得注意的是，词人通过景物描写，暗喻世事之更替，另外用典表意。如“麦甸葵丘”、“荒台败垒”皆有典出。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是“麦甸葵丘”之典出。宫殿崔嵬、歌舞升平已不在，如今却只任凭麋鹿野猪去奔走践踏。《史记·淮南王安传》“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伍子胥苦谏吴王而不见纳，愤然自慨。词人把这两个曲故合起来看，用意甚明，慨南宋之不奋，抒己之伤悲。“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化用了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和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词人隐括唐人诗句采取的手法是把唐人的句子拆开，但仍保持着前后的呼应，同时又把自己的句子融合进去，根据词调的要求，重新组合。词人在隐括、化用前人诗词，重新进行拆改组合的过程中，是煞费苦心的。把前人的句子放得十分妥贴，对于那些完全出于自己手笔的句子，如“未把酒、愁心先醉”，作了周到的安排，熔借来的句子和已句于一炉，且使其错落有致，密合无间。这几个句子直接抒发作者的怀旧情丝，强烈表达词人的主观感情，故而在全词当中位置重要。起到统率全段的作用，从而显示了词人的主导作用和作品的创造性质。抒发故情旧绪，转入了对历史的评述。
第三片开始两句“凄凄惨惨，冷冷清清。”连用叠字，加重了悲凉凄惨之感，“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接第二片最后杜牧《泊秦淮》诗句，流露出亡国之痛。面对故都两座楼阁“临春”“结绮”，感叹国家衰亡，昔人已去，无不饱含对亡国之君的强烈谴责。白居易《和关盼盼感事诗》里道：“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词人在词中写成了“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两句，并暗用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的句意和刘禹锡诗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抒发了他面对历史陈迹而萌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
第四片叙述东吴、东晋的史事。用意非常明显，喻指南宋王朝覆灭的历史悲剧。“铁索千寻，谩沉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词人有针对性地评述了这几个发生在金陵的历史故事，很有现实意义。当时南宋王朝刚刚覆灭，他所抒发的兴亡感慨也是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性的。“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以儿戏喻兴亡，含义很复杂而用语却似乎很轻松，这里面既有词人的感慨，也有对历代亡国君臣的遣责，为的是把“人间今古”一笔带过。词人实际上是假借轻松的心境，引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全词的结尾，又回到金陵景物，并照应篇首的“倦客又此凭高”登高远眺“春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自然界不因人世之变迁而按照它固有的规律，照常轮换。钟山依旧，只是人事不再。因这种怀旧情结作为全篇的一个总结，意味极为深长。
这首词着眼于金陵的历史、人物、街巷、江河、城郭，描写古今兴亡的大主题，是借古伤今抒写亡国之痛的作品。全词多处化用古人典故及诗词，却稳妥贴切，语意自然恰当。
马燧立下战功无数，但是诗人感怀的不是他的赫赫战绩，而是他的仁者之心。史载马燧务勤教化，禁止横征暴敛，去除苛刻烦琐；宽以待下，士众临阵“无不感慨用命，斗必决死”。马氏一生大节，追述起来，足成一书。但作者运用典故，只一句就把这意思灵活表达出来了。“绝缨”事出《战国策》：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日暮酒酣，殿上烛灭，有人乘暗戏牵楚庄王所宠美人的衣裳，美人扯断其冠缨（帽带），以告王，命立即点烛，以便追查。楚庄王不欲因此处分人，遂命群臣皆绝缨而后燃烛，使得难以识别出先绝缨的那个人来。后来吴军攻楚，那个戏牵美人衣襟的人临阵特别卖命。“吐茵”事出《汉书》：西汉丞相丙吉宽待属吏，他的车夫嗜酒，有一次喝多了呕吐在车上，弄脏了华丽的车垫（锦茵），左右的人想斥逐这个车夫，而丙吉认为不过弄脏一张车茵（席），不为大过，无须大惊小怪，不至于赶走他。此诗首句就是通过这两个典型的故事，刻画出一个目光远大、胸次宽广的人物形象。一句中实用两事，语言极为凝炼。
次句直陈追慕先贤的心情，“欲披荒草访遗尘”，咏凭吊事兼写出旧园遗址的荒凉。“朱缨”“锦茵”与“荒草”“遗尘”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今昔盛衰之感。
紧接着，后两句写诗人怀古伤今的悲痛，又用了两个典故。“西园”系建安诗人在邺城的宴游之所，为曹植所建，后经丧乱，曾与其会的刘桢旧地重游，感怀为诗云：“步出北门寺，遥望西苑园。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西园泪”即谓此。“山阳”（今河南修武）为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旧游之地，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氏杀害后，向秀重过其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因而想到昔日游宴之乐，作《思旧赋》。“山阳笛”即指此。用此二事写物是人非之慨是很贴切的。但这两句用典与前两句有所不同，它是融合在写景抒情之中的。秋风、园苑，是眼前景；闻笛、下泪，是眼前事。但谓之“山阳笛”、“西园泪”，就赋予笛、泪以特定感情内容，限制同时又丰富了诗意的内涵。三句的“忽”字值得玩味，“披荒草访遗尘”，尚能自持，忽然洒泪，却是“闻笛”的缘故。“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思旧赋》），那如泣如诉的笛声，一下把诗人推入向秀赋的意境，使他怆然涕下。所谓“山阳笛里人”，是向秀因闻笛而感伤怀念的逝者。《思旧赋》中还说：“惟（思念）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何往）”，正好借来作为“欲披荒草访遗尘”到“满目山阳笛里人”的注脚。但也不尽是怀旧而已，它包含一种不平之鸣，就是如沈德潜所说“伤马氏以见德宗之薄”（《唐诗别裁》卷十九）。
如前所述，后两句用典较虚（活），前两句用典较实。其中道理，可用姜夔的“僻事实用，熟事虚用”（《白石道人诗说》）八字说明。僻事如用得太虚，则不易为人理会，故宜实用。“绝缨”“吐茵”之事，旁人罕用，就属僻事之列。熟事如用得过实，则未免乏味，活用则耐人含咀。“山阳笛”为人所习用，就属熟事之列。
与窦牟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赵嘏有首《经汾阳旧宅》，诗云：“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是怀念唐朝中兴元勋郭子仪之作，主题与窦牟这首《奉诚园闻笛》略近。两诗对照，则赵诗见白描之工，而此诗擅用典之妙。
此诗是作者《正乐府十篇》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大致可分为三段。
从“秋深橡子熟”至“用作三冬粮”八句为第一段，写老媪拾橡子的艰辛及用途。前四句寥寥数笔，便点出时令、地点、人物、事件和具体活动时间，勾画了一幅孤凄悲楚的荒山拾橡图。“伛偻黄发”，状出老媪筋骨累断、膏脂枯干的形象；“践晨霜”则说明老媪动身之早，天气之寒。从人物形象和动作方面，读者可以看出统治者给人民所留下的种种创伤。五到八句写橡实的拾取、制作之难和它对老媪的“宝贵”作用。一个时辰方拾一捧，一天才可勉强盈筐，拾取橡实实在很难。榛芜冈上橡树丛生，橡子本来很多，老媪起早贪晚却收效甚微，这一方面说明老媪之年高体衰，另方面则暗示出抢拾橡子的决不只老媪一人，从而能以小显大地表现出饥馑遍天下的悲惨现实。
从“山前有熟稻”至“橡实诳饥肠”等十四句为第二段，是老媪的自述，主要写老媪被逼拾橡子的具体原因。“山前有熟稻”等四句，说明老媪以橡实“用作三冬粮”并非懒惰无收，相反，她家的田间所呈现的是稻涌金浪、香气袭人、米粒如玉的一派丰收景象。“持之纳于官”等六句，则写出了导致年丰民不足、老媪拾橡实的主要原因。向官府缴纳赋税犹可，但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官府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他们竟用加倍大斗收进赋税。“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是对封建社会吏治的高度而形象的概括，写出了贪官污吏敢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向农民进行敲诈勒索的心理状态和恶迹。“农时作私债”等四句，是对上述原因的概括回答。“农时作私债”，写出了地主富户对农民的巧取；“农毕归官仓”，则写出了官府对农民的剥夺。正由于地主和官府沆瀣一气，巧取豪夺，所以才使得老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以致饿急了只好拿橡实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总之，这一段老媪拾橡子的具体原因的剖露，入木三分，把唐末统治者的凶残、狡诈和所行无忌的豺狼面目给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了。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着重写诗人耳闻目睹这黑暗现实后内心的慨恨，并对老媪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这首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特色。首先，诗歌在思想上颇具锋芒，作者把批判矛头直指上层统治者。诗人描绘老媪霜晨拾橡图并非目的，而借题发挥，暴露封建统治者残酷榨取民脂民膏以肥己的罪恶，才是诗人的本意。皮日休的超群处，正在于他善于踏着客观描写的跳板，凌空飞剑直下，通过“吾闻田成之，诈仁犹自王”二句的主观抒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王”。在最后一段里，作者运用田成子诈仁成就王业的典故与现实作比，在于说明：田成子主观上虽然假仁假义，刁买人心，但客观上老百姓到底还是从其大斗出、小斗入上得到了一点好处，他也因此而成就王业。而当世唐朝皇帝支持贪官狡吏恣意剥夺，是连表面上的假仁假义都做不到。这样的结尾因用典而趋之含蓄。
其次，赋的手法的运用也很有特色。“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皮日休在这首诗中落笔便直截了当地写橡媪被逼拾橡子的形象和促其行动的原因，不事假借，不用比兴，没有状物绘景，没有刻意求工，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浸泡在浓烈的诗情中，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充满感情地对事情加以层层敷陈。这里，可以说，事件是骨肉，情感是血液，骨肉血液有机配合，才使诗中的形象能站能行，能歌能泣，从而收到情景逼真、深切动人的艺术效果。
另外，语言质朴通俗，刚健有力，叙事明晰，情发有据，用典活泼，形象生动逼真。
这首诗写诗人狱中凄惨的生活和对家人怀念的感情。这两首诗意境妻凉，感情真挚，心理描写动人。
诗的前两句描写御史台森然阴风阵阵的萧瑟环境，苏轼在阴冷孤寂的狱里睡不着，想起面对刽子手的情形，心惊胆战。
第三、第四句用“命如鸡”表达出苏轼对自我命运任人鱼肉的无奈和沉痛。这是一个亮节高格者的悲叹，不管身处何地何时，苏轼都始终追求这种自由、自我的坚定人格。
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苏轼觉得自己罪无可赦，思念起孩儿们，希望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都平常就好，能够平安喜乐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快要死了，还没让妻子过上富贵平安的日子，觉得特别愧对共患难过的妻子。这其中不无诗人悟透人生，平常就好的淡泊哲理。
结尾两句，苏轼希望葬在为官过的杭州。这表现出苏轼的忠直秉性，展现出他当官为民的作为和风骨。
在这首诗中，苏轼写了对妻子儿女的想念、对自己的感怀，还有自已死了之后尸体埋葬何地的嘱托。其哀伤之情浓郁，昔日气势全然不见，所以读此诗又不同于苏诗其他之作，别有一种情深凄怆之感。
魏国地处北方，“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朱熹语）。然而，华夏先民是勤劳而乐观的，《魏风·十亩之间）即勾画出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抒写了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一幅桑园晚归图。
以轻松的旋律，表达愉悦的心情，这是《魏风·十亩之间》最鲜明的审美特点。首先，这与语气词的恰当运用有关。全诗六句，重章复唱。每句后面都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一种舒缓而轻松的心情。其次，更主要的是它与诗境表现的内容相关。诗章表现的是劳动结束后，姑娘们呼伴唤友相偕回家时的情景。因此，这“兮”字里，包含了紧张的劳动结束后轻松而舒缓的喘息；也包含了面对一天的劳动成果满意而愉快的感叹。诗句与诗境、语调与心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谓动乎天机，不费雕刻。《诗经》的另一篇《周南·芣苢》，也主要写劳动的场景和感受。但由于它刻画的劳动场景不同，诗歌的旋律节奏和审美情调也不同。《周南·芣苢》写的是一群女子采摘车前子的劳动过程，它通过采摘动作的不断变化和收获成果的迅速增加，表现了姑娘们娴熟的采摘技能和欢快的劳动心情。在结构上，四字一句，隔句缀一“之”字，短促而有力，从而使全诗的节奏明快而紧凑。《魏风·十亩之间》与《周南·芣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成为《诗经》中在艺术风格上最具可比性的两首劳动歌谣。前人评《魏风·十亩之间》“雅淡似陶”（陈继揆《读风臆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确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但前者充满了姑娘的轻松欢乐，后者则蕴含着陶公的闲适超然；前者明快，后者沉郁，貌似而神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