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
这是一首景抒情短诗，全诗动中有静，移步换景，通过临溪弄石、绕寺寻花、聆听鸟鸣和流水声描绘出了遗爱寺的盎然生机，勾勒出遗爱寺优美动人的风景，通过“弄”、“寻”、“行”等动作描写，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
“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这两句是说是说诗人在小溪边玩赏那些奇形怪状的溪石，微风吹来花香扑鼻沁人心脾。诗人四处张望却不知花在何处，于是诗人绕寺而行，一路上漫步寻花。
“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这里山光水色无限美好。小鸟的啾啾声十分动听，溪水汩汩流淌不绝于耳。这一切，让诗人感到心旷神怡。
这首写景抒情的短诗，诗人将石、溪、花、鸟、泉等多种自然景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描绘了一幅清新秀丽、生机勃勃的图画，勾勒出遗爱寺令人神往的风景，又通过“弄”“寻”“行”等细致的动作描写刻画，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之情。诗歌两联虽然皆为对仗，但由于诗人善于运用动词，并在第二联中，及时变换句式结构，因而使得诗歌既具有整饬之美，同时又充溢着一种流动的、活泼的诗意。生动地表现了遗爱寺周围生机盎然，清幽雅致的环境气氛。抒发了作者诗人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之情。
这首诗此诗塑造了一个剑术高超、纵横江湖的少年侠士形象，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郁闷不平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显示了作者的豪侠气质。全诗情感愤恨激越，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扬厉雄健。
开首写少年所骑骏马的神骏与装饰之豪华，“平明”写少年在白天骑马相互驱驰，在洛门东结交朋友。接着，“少年”两句写其剑术超过传说中的白猿公，突出其剑术之高超。
接下来八句写其纵横江湖之勇猛形象。特别是“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两句，写尽了少年的豪侠形象。最后几句借荆轲刺秦事抒发内心的情感。与一般的咏叹荆轲刺秦的诗不一样的是，全诗没有出现荆轲的名字，但“缺场”的荆轲事实上是诗中的主角——诗人自己。诗人批评谋划行刺秦始皇失败的燕太子丹，是因为他没有给荆轲创造一个良好的施展身手的条件，反倒找来一个进入秦宫就面如死灰的秦舞阳，帮了倒忙，给剑客造成干正事的掣肘。
这种批评正好表现出诗人渴盼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首诗虽然有郁闷与不平，但依旧是那种扬厉雄健的风格，很好地表现了诗人的豪侠气质。
该篇是王安国游庐山夜宿栖贤寺感怀所作。庐山佛寺颇多，有五大丛林，栖贤寺是其中之一，为南齐参军张希之首建，屡经兴废，遗址在今三峡涧玉渊潭北。当时诗人踯躅庐山，独宿佛寺，古屋萧索，四顾寥落，顿起遗世独立之想。这首诗就抒写了作者登览庐山的洒脱襟怀和情趣。
首联紧扣“宿栖贤寺”，以直叙入题，由于寺殿年久失修，故山风吹入，萧萧作响，而卧寝不得周严，寒气就会侵入。“弊裘”句由上文生出。因寝卧不宁，故而“弊裘起坐”，由“古屋萧萧”，而生“绸缪牖户”之想。“绸缪牖户”出自《诗经·豳风·鸱鸮》，意思是缠绕柴木，修补门窗。这一联切题叙事，且渲染出一种夜宿深山古寺的萧索阒静气氛。
由于中夜不眠，得以目睹深山夜景。次联集中笔力摹写庐山之夜。层峦叠嶂中，皓月当空，皎洁的清光，把整个大千世界变成了朗朗白昼；山谷间，泉水淙淙，仿佛为寂净的人间带来了风雨交加的萧瑟秋声。一句写山中月色，主要诉诸视觉；一句写山谷泉声，主要诉诸听觉。这里静景和动景互相配合，出色地构造了一个明净、透彻、幽寂、清寒的尘外世界，为人排解尘念、唤起遐思，布设了一种适宜的氛围。方虚谷说王安国诗“佳者不可胜算，而富于风月，此诗三四壮浪而清洒”（《瀛奎律髓》卷一），正指出这两句的独特气韵。
沉浸于如此境界中，诗人忘却俗念，烦恼顿消，于是脱口咏出“迹入尘中惭有累，心期物外欲何求”两句。“尘中”，犹言尘世、尘网，包括世俗社会和市井闹区。踪迹进入尘世，则会有俗务牵累、世事羁绊，着一“惭”字，表示了对世俗桎梏的不甘和不满。由此生出了“期”字，只消“心期物外”，就会无求无欲，身心恬然。物外即世外，《唐书·元德秀传》记载，元德秀“陶然遗身物外”，元氏以置身物外，求得精神超拔。诗人则是虽“迹入尘中”，却能“心期物外”，而达到泊然无求的境界，显得更为通达。两句一写形迹，一写心神，结构相对，内容相反，而意义上又有递进，连贯而下，对仗中具有气韵流动之美。
虽然“心期物外”，却也可“迹入尘中”，离开这宁静高洁的环境，诗人还是会有感慨，因而尾联有“须惆怅”之语。庐山长松林立，到后世仍然有“松树路”之名。天明登途，穿越松柏蔽空的山路，诗人更会惆怅不已。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此时诗人留驻片刻，他才会写诗记叙此行。这两句，“须惆怅”一转，“忍更”再转，而以题诗留念收尾，很符合登览游记诗的旨趣，十分得体。“忍更”二字强调必须有诗，表达出对庐山清境的低徊依恋，颇有余音袅袅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