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全诗对玄宗强占儿媳的秽行不着一字，而其荒淫已揭露无遗。 作者对玄宗因专宠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使唐朝从此一蹶不振，深为慨叹，不仅屡刺其荒淫，且一再举出寿王，刺其无道之至，在当时文人中最为大胆尖锐。
诗的首句写景，描绘骊山温泉的优美环境。次句表面上写温泉之景，实寓隐比在内。龙，在义山诗中本来就是男性的代称。九龙吐温泉水，由“玉莲房”承接，这一意象隐指明皇、贵妃在温泉池的相会。作者用“呵护”把龙拟人化，极妙。明皇宠幸玉环，用“呵护”十分形象。三四句一转，写寿王内心的怨恨，他不去长生殿，不愿看到父皇与昔日的“寿王妃”亲昵。诗人抓住这一细节，以之入诗，极有魅力。诗人对寿王是寄予同情的，这是李商隐正义感的品格显示。诗人对明皇、贵妃之恋从无好感，作者所有涉及明皇贵妃的诗都是明证。
上阕先以马周、苏秦、冯谖三个人物失意落寞的遭际自比，然后直摅胸臆，抒发不平：“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此二句看似寻常语，但却道破了南宋政治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后来的皇帝基本上一脉相承，多少仁人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衔恨以终。至此可知中国之不尊，罪在最高统治者。前结仍抒上意。读书万卷，志在辅佐君王，报效国家，反退而隐居，埋在底层，于诗书冠一“叹”字，可知感慨之深。本可以辅佐君王以尊中国，但却被弃置了，岂不令人悲痛!上片连用典故，壮怀激烈，悲歌慷慨，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无法实现统一中国的愤世之情。
下阕从侧面立意，在报国无路的情况下，便寄情诗酒，归隐田园，故作旷达，隐痛深哀，仍充满字里行间。“休感慨”，实际是感慨有何用，不如藉美酒以消愁解恨。而人生易老，即使欢乐也难以尽兴。接再作超脱：“有玉人怜我，为簪黄菊”。转而又作愤语：“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酧黄犊。”这里表示放下请缨杀敌、立功封侯的念头，归隐田园，以求解脱。最后引贾谊事作结：“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贾谊为什么因寂寞而伤时痛哭呢？以反问的形式透露了诗人故作旷达而始终无法摆脱的痛苦，这种旷达精神，实质上是他的悲痛情绪发展到更深沉的表现。托古喻今，长歌当哭，全词借古人之酒杯，浇我胸中之块垒，这块垒似乎越浇越多了，因为辛弃疾的“悲剧”乃时代使然，终南宋王朝力主恢复的抗战潮流，不过细波微澜而已。
杜甫、王维、岑参三首和《早朝大明宫》，其艺术成就都超过了贾至的原作。在诸和诗之中，杜甫的和诗以其格律谨严而著称，王维的和诗以其气象阔大而驰名，至于岑参的这首和诗，则以其押韵奇险、属对精工与用语之典丽而深获历代论者之盛誉。
诗一开头，先由作者在早、朝途中的所见所闻写起。这两句是说，诗人早朝上路之时，听见雄鸡正在报晓，看到东方刚微露曙光，觉得天气仍有些凉意；时值暮春三月，流莺百啭，在这京都之内不时可闻其鸣。首句写“鸡鸣”、“曙光”，交待早朝上路的时间，点题巧妙而又自然。在时间概念上也比贾至原诗首句“银烛朝天紫陌长”的笼统交待显得确切。次句写“莺啭”、“春色”，描绘京城暮春时节清晨的景色，呼应贾至原诗第二句“禁城春色晓苍苍”的写景。两相比较，贾诗所写之春景比较模糊，形象不鲜明，“春色晓苍苍”，艺术感染力实际上并很不强。究其原因，即在于拂晓之时天色尚暗，描写此时景物仅仅诉诸于视觉印象，其难度较大。岑参深谙其中奥秘，故其诗首联写景时，既写其所见之“曙光”、“春色”，又写其所闻之“鸡鸣”、“莺啭”，甚至写到其身心所感觉之“寒”，准确地抓住了暮春时节清晨之时景物和气候的特点，从视觉、听觉、感觉等不同角度进行描写，艺术感染力自然就强了不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春仙仗拥千官”，与王维和诗的颔联一样，岑诗颔联联写的也是早朝时的场面：伴随着金銮殿里传出的朝钟声，一扇扇宫门依次而开；在汉自玉台春两侧排列着皇家的仪仗，文武百官们按部而朝见皇帝。“金阙”、“玉春”，其辞藻富丽堂皇，正适合表现皇宫的金璧辉煌和雕栏玉砌。以“金”对“玉”，以“万”，对“千”，其对仗典雅精工，又与早朝时庄严整肃之朝仪相谐。因此若论气象之阔大，岑诗此联诚逊于王诗，若沦辞藻之富丽与对仗之精工，则岑诗又在王诗之上。
岑诗的颈联颇得后世论者之青睐，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其著《诚斋诗话》中论及贾至等人的这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时曾说：“和此诗者，岑诗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在杜甫、王维均参与唱和的情况下，岑诗此联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不容易的。此联的佳处即在于它既写了早朝的场面又抓住了时间早这一特点，既呼应贾至的原作又表现出岑诗的语言特色：鲜花迎接饰有佩剑的官员，柳条轻拂仪仗的旗帜，此时晓星方落，露犹未干。作为一首早朝诗，应处理好“早”与“朝”之关系，即在空问上应围绕朝见之场面来写，在时间上又要体现出一个“早”字。贾、杜、王三人的唱和诗，均以首联写早朝之时间，以中二联写一早朝之场面，唯岑诗此联能将“花迎剑佩”、“柳拂族旗”之场面与“星初落”、“露未干”之时辰融为一体，以一联表现了他人需两联才能交待清楚的内容。作为一首和诗，岑诗此联的景物描写又与贾至原诗互为呼应，进一步充实了对春色的描写。不过贾至的原作中，写景与朝见结合得不紧密，结果出现了首二联写景，颈联写朝见，尾联倡和的格局，对于一首早朝诗来说，其中心不突出，显得本末倒置。因此，王维在和其诗时，以中二联写朝见场面，突出了重点。但王诗也有不足，即忽视了贾至原作中的春色描写，与之呼应不紧。观王诗，竟通篇于春色未着一字，反倒用了不少笔墨不厌其详地一再写君臣之服饰，首联已云“翠云裘”，颈联又写“衮龙”，颔联则先写“衣冠”，又继以“冕旒”，语意颇嫌重复，而不腾出笔墨来呼应一下贾诗中之春色。前人对此有“衣冠冕旒，句中字面复见”之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虽说王诗成就很高，此等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但相比之下，总是不如岑诗之唱和得体、一呼应紧密而又能避免其中心不突出之缺陷。最后，此联之语言亦颇能体现岑诗之特色。纵观贾、杜、王三诗之颈联，均有御炉香烟等字样，可见在早朝诗中写香烟之类已成司空见惯之例。岑参显然不满足于此等俗套，故全诗无一语道及御炉香烟而于此联写出了“剑”、“旗”、“星”、“露”等较之其他三作显得很新奇的景语。所谓边塞诗人与宫廷诗人之别，于此大概亦可略见一斑。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诗的结尾，响应贾至的倡议：唯有身居凤池的中书省贾舍人，你这一曲高雅的阳春自雪和起来实在困难。说和诗难，倒不仅仅是出于对贾至的恭维，或是表现自己的谦逊，这“难”字确实流露出岑参内心的真实感受。一同和诗的王维、杜甫，都是久负盛名的大诗人，与之同和一诗确实不易。王维久任朝官，写起宫廷唱和诗来简直是轻车熟路；杜甫做诗刻苦，语不惊人死不休，又尤长于律诗。诗友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诗敌，同和一诗实寓有一较短长之意，因此在这场高水平的竞赛中若无高超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争先的。后人在评价这组唱和诗时多以岑参此诗为最佳，其致胜之诀不外乎下列三点：
其一曰“押韵奇险”。写宫廷诗，古人多以富丽之辞藻充做韵脚，如贾诗之“御炉香”、“侍君王”、杜诗之“醉仙桃”、“有凤毛”、王诗之“拜冕旒”、“衮龙浮”等，均是其例。岑参不排斥富丽之辞藻，但更偏爱奇丽之辞藻，体现在此诗之韵脚上，便是“曙光寒”、“春色阑”、“和皆难”、“露未干”等出乎人们意料的辞藻与奇特的押韵。在宫廷诗中，“寒”、“阑”、“干’、“难”等韵脚是不大有人问津的，更不用说以之作为早朝诗的韵脚了，这些词汇，通常是用以表现衰残之景的，将它们写入早朝诗中而不减损富丽堂皇之气，需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稍一不慎，便成败笔，在前人看来这简直是在走独木桥，故称这些韵脚为险韵。正是在这种他人通常不敢尝试之处，岑参成功地进行了尝试，收到了后世公认的奇特的艺术效果。具体说来，“寒”通常会引起人们的蜷曲畏缩之感，但岑诗的“鸡鸣紫陌曙光寒”给人的感觉便全然不同，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即将让位于光明，那鸡鸣令人振奋，那曙光令人憧憬，那暮春清晨的微寒令人惬意。奇妙的艺术效果的取得就在于诗人在以“寒”为韵脚时恰当地进行了搭配，这一点在“阑”、“干”、“难”等韵脚上同样得到了体现。“阑”本用于几写残景，但诗人配之以“春色”、配之以“莺啭”，效果便截然相反。春阑不同于秋阑，花虽疏而叶更茂，红虽瘦而绿益肥，加之以流莺百咐，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其他如，’干”、“难”等韵脚，均各有妙用。在美学领域中，也处处存在着辨证法。岑诗中这几个韵脚，押得虽险而丽，虽丽又奇，颇能体现岑诗尚奇丽之特点。
其二曰“对仗精工”。对于律诗来讲，中二联对仗即已足矣，岑诗多用一联对仗，意在与早朝时那种左右分班、文武对列的朝仪相协调一致，以诗歌形式上的工整表现诗歌内容即早朝场面的严整。另外前人已经指出，此诗首联以“紫”对“皇”，极为典丽，岑参此诗对仗之精于此亦可见一斑。在这四首唱和诗中，论对仗之精工典丽，唯杜诗可与岑参此诗相敌。
其三曰“辞藻典丽堂皇”。岑参虽尚奇丽，但并不排斥典丽堂皇之语。在岑参此诗中，虽然有若于奇险之韵脚，但也有不少典丽堂皇之造语，其例如“紫陌”、“皇州”、“金阙”、“玉春”等，绝不亚于其他三诗。早朝诗毕竟要写宫廷气象，若一味追求奇险就有可能破坏诗中画面的和谐。岑诗虽押险韵而未过份，又用了若干典丽堂皇之辞藻表现宫廷气象，恰到好处地取得了平衡。其诗虽奇而又未离格，达到了奇不离正，正中有奇，得心应手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