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联写唐中宗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颔联写皇帝的仪仗,颈联写宴会对酒当歌的盛况,尾联写宴后公主庄园依然沉浸在受宠若惊的氛围之中。全诗合辙押韵,讲究平仄,章法严整,起承转合自然,是一首格律规范的律诗。
首联写事,即中宗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
颔联荡开,写皇帝的仪仗,围绕着皇帝和长公主。
颈联写宴会对酒当歌的盛况。
尾联写皇帝仪仗回归后,长公主庄园依然沉浸在受宠若惊的氛围之中。第四句的“日”可能指真正的太阳,也可能指皇帝。“霞”被认为是能够使人长生的奇异食物,作者设想皇帝一群人在饮酒时把云霞在酒中的倒影也吸了进去。全诗写得优雅温和。颈联的妙语并没有妨碍诗篇的流畅,读者可以预期水声与宴会音乐和谐地混合,并熟悉于倒影的巧妙构思。结句留给读者仙乐缭绕空中的微妙感觉,及牛郎织女、弄玉箫史的主题的轻微暗示。
这首诗在格律上几乎没有瑕疵。作者把早期宫廷诗的全部规则运用到新的七言律诗上来。全诗平仄规范,韵合十灰,为平起式首句入韵格。中二联对仗工整,其中颔联摇曳对参差,双声对双。章法严整,起承转合自然,堪称一首规范的七律。
此词可分三层。
上片为第一层,由江行沿途所见山川引起怀昔游,痛惜年华之意。长江中下游地区山川秀美,辛弃疾南归之初,自乾道元年至三年,曾漫游吴楚,行踪遍及大江南北,对这一带山水是熟悉的。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此后出任地方官,调动频繁,告别山水长达十年。此时复见眼中川“都似旧时相识”了。“溪山”曰“过眼”,看山却似走来迎,这是江行的感觉。“怪”是不能认定的惊疑感,是久违重逢的最初的感触。往事虽“还记得,却模糊、记不真切,真象一场旧梦。
“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梦中”云者不仅有烘托虚实之妙,也是心理感受的真实写照,这种恍惚的神思,乃是多年来雄心壮志未得实现。业已倦于宦游的结果。反复玩味以上数句,实已暗伏“尘劳”、觉非之意。官场之上,往往如山水一般旧曾相识虚如幻梦不如远离,同时也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召唤,来自大自然的召唤。所以,紧接二句写道:“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要探山川之胜,就得登攀,“携杖”、着“屐”(一种木底鞋)是少不了的。
《世说新语·雅量》载阮孚好屐,尝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两)屐?”意谓人生短暂无常,话却说得豁达幽默。此处用来稍变其意,谓山川佳处常在险远,不免多穿几双鞋,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结尾几句就对照说来,“笑尘劳、三十九年非”乃套用蘧伯玉(春秋时卫国大夫)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话(语出《淮南子·原道训》),作者当时四十岁,故这样说。表面看,这是因虚度年华而自嘲,其实,命运又岂是自己主宰得了的呢。“长为客”三字深怀忧愤,语意旷达中包含沉郁。实为作者于四十年年来之感慨,年已四旬,南归亦久,但昔日的志愿,却无一件得以实现,感慨,今是昨非,一生劳碌,原来“长为客”无丝毫是自己左右的。
这片六句另起一意为第二层,由山川地形而引起对古代英雄事迹的追怀。扬州上游的豫章之地,历来被称作吴头楚尾。“吴楚地,东南坼”化用杜诗(《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表现江行所见东南一带景象之壮阔。如此之山川,使作者想到三国英雄,尤其是立足东南北拒强敌的孙权,最令他钦佩景仰。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而孙权堪与二者鼎立。此处四句写地灵人杰,声情激昂,其中隐含作者满腔豪情。“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二句有慨叹,亦有追慕。恨不能起古人于九泉而从之的意味,亦隐然句中。
结尾数句为第三层,是将以上两层意思汇合起来,发为更愤激的感慨。“楼观才成人已去”承上怀古,用苏轼诗“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送郑户曹》)意,这里是说吴国基业始成而孙权就匆匆离开人间。“旌旗未卷头先白”承前感伤,由人及己,“旌旗”指战旗,意言北伐事业未成,自己的头发却先花白了。
综此二者,于是词人得出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人间哀乐从来循环不可琢磨(“转相寻”),“今犹昔”。这结论颇带宿命色彩,乃是作者对命运无法解释的解释。更是作者对命运不如已愿,人事多乖的感叹。
词中一方面表示倦于宦游——“笑尘劳、三十九年非”,另一方面又追怀古代英雄业绩,深以“旌旗未卷头先白”为憾,反映出作者当时矛盾的心情。虽是因江行兴感,词中却没有着重写景,始终直抒胸臆;虽然语多含蓄,却不用比兴手法,纯属直赋。这种手法与词重婉约、比兴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作者是现实政治感慨与怀古之情结合起来,指点江山,纵横议论,抒胸中郁闷,驱使古人诗文于笔端,颇觉笔力健峭,感情弥满。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自具兴发感人力量。
此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
一、内容丰厚,境界阔大。仅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就写了枕、床、窗、山、峰、壑、江、浪、银、云气、松声等许多事物,从而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诗人身处斗室之中,想象飞越千里之外,从上到下,由近及远,描写夜幕下的群山万壑、千里大江,展现了辽阔渺远,壮丽迷人的江南夜色,笔法空灵,词意蕴藉。
二、以动写静,景中寓情。诗人创造了一种静谧的意境,却是用动的描写来取得这种效果的。流荡的“云气”,哀呜的“松声”,奔涌的大江,喧嚣的涛音,这些动的景物,给小诗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大自然的宁静。诗中似无直接的抒情,但诗人热爱祖国河山、赞颂江南夜色的美好感情,却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景物描写中显现出来。曾公亮所处的北宋时代,党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在承平盛世的气象下,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诗人对此不无隐忧。“万壑哀”“拍天浪”,正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时局深感不安的心理的曲折反映。
三、语言质朴、平中见奇。诗人很注重选词炼语,用了许多朴素无华的词语,如“千”“万”“大”“哀”“放入”等等,重笔虚写浩茫夜色中的壮伟奇观:气势磅礴的大江,“银山拍天”的浪涛。造境,于宏阔中出雄奇;抒情,在平淡中见深沉;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此诗一句一景,景中寓情,从小处着笔写出了长江的宏伟气势。
甘露寺在镇江北固山巅,濒临大江,因此这首诗着力描绘地势,在构思时,不用实笔,全通过想象,描绘出一幅空阔奇妙的江南夜色图,写出了江水的壮观和甘露寺的险要。首句写山峰的云气,次句写山谷的松声,末两句写长江的风采。一句诗一个画面,全诗浑成合美。诗中有画,景中有情。
写景诗,许多诗人往往爱从视觉落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危楼高百尺”(《夜宿山寺》),贾岛的“松下问童子”(《寻隐者不遇》)。曾公亮却避开这种传统的写法,另辟蹊径,独出机杼,从感受、听觉去写。诗题是“宿甘露僧舍”,所以围绕“宿”字展开。睡在寺里,房间中自然不可能有云雾,所谓“枕中云气”,当是长江水汽会在高处,令人觉得空气很湿,甚至枕中已经凝结了些许水珠。诗人躺在枕上,感受到枕中微湿,自然联想起长江之浩瀚,甚至误以为自己身处云峰之间。接着,诗人又写床底穿来的江水之声,那阵阵惊涛,仿佛狂风席卷山谷,招起无数苍松摇撼助威,其声壮烈奔腾之至。“枕中”“床底”,点明诗人已经就寝,紧扣诗题“宿”字。“万壑哀”,语出杜甫《诸将五首》之五:“巫峡清秋万壑哀”。曾公亮诗中的这一“哀”字,恰切地摹写了风吹松林所发出的低沉悲壮的声音。用“千”写“峰”,用“万”写“壑”,极尽形容,从纵向描写北固山奇险变幻、充满生机的景象。
这起二句是睡在床上的感受与幻想,是通过感官来证实它存在,虽然没有具体的肯定,逼真感很强,尽管北固山没有千山万壑存在。“云气”、“松声”,一在枕上,一在床下,都反映了江水之猛劲;而感觉到云气,凝听到松涛,也反映了诗人心底的宁静。这两句写近景,对仗工稳,用笔细腻,文字跌宕生姿。
三、四句写远景。诗人来到甘露寺原是为了住宿歇息的,可寺外千山万壑的松涛声和不尽江流的喧哗声,搅扰着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眠。诗人情绪激动了,索性披衣起床,打开窗户,迎风伫立,凭栏远眺。天空没有月色星光,地上熄了万家灯火。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看不见山,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远处的城廓。只有横躺在北固山下的长江,这条水的巨龙,力的怪神,在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掀起惊天的狂澜,发出动地的长吟,不甘沉默,永无睡意。诗人虽然看不清,但能想象出它那汹涌澎湃的壮阔气象。于是掉转诗笔,将描写对象由千峰、万壑转向长江、巨浪,开拓出一个奇丽广阔的新境界。
“银山拍天浪”是写得很精彩的景语,气势警拔,形象生动,层层修饰,词约义丰。“银山”从色、形、质等多方面地细致入微地刻画波涛的光彩、巨大以及沉重感。“拍天”则状波峰的突兀和高峻,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惶惶不安。不用“玉山”而写“银山”,用词是雕琢的。银是仅次于金的贵重金属,色白而灿烂。用鲜亮的词把平凡的波涛写得十分美好,格外显豁,寄寓着诗人高洁的情怀。
末句构思很奇特,仍用幻笔,不说开窗看如雪白浪,而说奔腾翻滚的长江被“放”进窗来,把长江的气势写透写活,作者眼前似乎看到浪花要扑进窗来的奇观,深深地被长江的伟观所震撼。“放入”,自然是长江先前想要入窗而不得,诗人到此刻才将它放了进来。原来所谓“枕中云气”,所谓“床底松声”,都是长江有意而为。长江想要冲进房间,好让诗人欣赏自己的奇伟,便先以枕云相示,后以骇浪相呼,不停地邀请着诗人,召唤着诗人,诗人便再也无心睡眠,欣然开窗,与长江陶醉在了一起。明明是诗人向往长江景色,到了诗人笔下,却成了长江招引着诗人去欣赏,通篇用反客为主而不露痕迹,前后呼应之间又只觉一气呵成,笔法高超。这一写作及炼字方法,与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相仿,但杜诗写的是静态,曾诗写的是动态,更具魄力,只有稍后的王安石绝句“两山排闼送青来”可与媲美。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文天祥德祐二年(1276)出使元军被扣,在镇江逃脱后,不幸的是又一度被谣言所诬陷。为了表明心志,他愤然写下了这首《端午即事》。
在诗中端午节欢愉的背后暗含着作者的一丝无奈,但是即使在这种境况中,他在内心深处仍然满怀着“丹心照夙昔”的壮志。这首诗塑造了一位像屈原一样为国难奔波却壮志不已的士大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