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作者的倾向不便明言,于是便借鉴了古代诗人屈原和李白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以梦境反映现实,借天上影射人间。这就使得全诗既闪烁着诗人的奇情异彩,又显示出其批判政治现实的锋芒,成为古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力作。
诗一开始,就用奇幻的笔调描写了作者梦登河汉的情景:“夜梦上河汉,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罗列争光芒。”灿烂的银河、闪烁的群星,在诗人也在读者面前展现出神话般的境界。诗人情不自禁地轻曳脚步在银河两旁巡礼,于排列有序、熠熠争辉的繁星中看到了东方苍龙之一的箕星、牵牛星、织女星以及北斗七星。“自箕历牛女,与斗直相当。”两句诗表面上若不经意,信手拈来,实则大有深意,为后文议论埋下伏笔,于此可见作者诗思的慎密。
“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这两句是由写景到叙事的过渡。从中既透露出诗人内心郁积已久的对人间百事不解的迷惘;也可以看出:此时此刻,他对从天上求得答案满怀着希望。
接下去,诗人却笔锋陡转,用充满夸饰的色彩,勾画了天神威严可怖的形象:“其中有神官,张目如电光。玄衣乘苍虬,身佩水玉珰。丘蛇与穹鳖,盘结为纪纲。”这样一个目光如电、身着黑衣、左右又盘结着蛇和鳖的神官形象,较之屈原《离骚》中不予开门的“辛阍”和李白《梁甫吟》中发怒的“阍者”,都刻画得更为具体,也更具有威慑力。他的出现,为方才还明净神奇、充满浪漫情趣的天空涂上了一抹阴森的色彩,使诗人从对仙境的陶醉中猛醒过来,生出“我心恐且怪”的惶惶不安之感。这里,天上神官的象征意义虽未点破,但在其鲜明可感的艺术形象中,已蕴含着对读者的丰富的启示。
面对突然出现的挣狞可怖的“威灵”,诗人仍然斗胆发问,显示出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一连五问,以排比的句式、充沛的气势喷射而出:“有牛岂不力,何惮使服箱?有女岂不工,何惮缝衣裳?有斗岂不柄,何惮挹酒浆?卷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苍?何彼东方箕,有恶务簸扬?唯识此五者,愿言无我忘。”这一连五问源于《诗经·小雅·大东》。在那首著名的讽刺诗里,历数了一系列天文星象,说织女不能织;牵牛不能拉车;北斗杓星不能舀酒浆,箕星不能簸扬,指出它们徒有虚名而不切实用。这里却反其意而用之,指出:有牛不让拉车;有织女不让缝衣裳;有斗不让挹酒浆,有舌而不得言。暗喻朝中贤士有用的不能见用,有言责的不能进言,唯有恶人却可以像箕星一样任意簸扬其恶,肆虐猖狂。这一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作者以其痛快淋漓的发问尽情倾吐了胸中的不满及讥讽,并猛烈抨击,将全诗推向高潮。不仅集中表明了作者对这场政治斗争的鲜明态度,而且显示出他深邃犀利的思想和敢于斗争的勇气。
接下去写神官的回答却使诗情陡然下跌。他的话两句一顿,层层递进:“上天非汝知,何苦诘其常?岂惜尽告汝,于汝恐不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子王?”意思是说:“天上的事本来不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何苦一定要寻根究底呢?如果你一定要把天上名实不符之事问个明白,哪里是我不肯告诉你,只恐天机泄漏给你,于你反有不祥。这其中的奥秘不难弄懂,譬如人间有种种荒谬不平之事,难道你敢统统拿去话问王者吗?”神官的这几句话虽是劝告之辞,却揭示出丰富深刻的道理,它一方面表明大千世界到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人间如此,天上亦然。同时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于王”两句直接点醒正意,有力地批判了权奸当道、阻塞贤路、打击贤臣、实行恐怖高压的黑暗政治现实。
仙境倏然消失,梦亦随之破灭,诗至此戛然而止。作者在这里没有多费笔墨交代梦醒后的感想,但透过“残灯荧空堂”这凄清而悲凉的景象,表现出作者那失意怅惘的心情。然而尽管如此,全诗最突出的却是作者不畏强权、不怕高压,从心底发出的不平的呐喊。这是正义的呼声,任凭什么压力也无法将它扑灭。诗人的斗争精神,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使诗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首诗内容充实,想象奇特,一气贯注而又跌宕生姿,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战斗精神。他在《寄滁州欧阳永叔》一诗中曾说:“直辞鬼神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这首《梦登河汉》诗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诗歌主张。
二妃,即虞舜的两个妃子娥皇与女英。相传虞舜巡视南方,中途死于苍梧之野,遂葬在九嶷山。娥皇、女英起先没有随行,后来追到洞庭、湘水地区,得悉舜已去世,便南望痛哭,投水而殉。后人为祭祀她俩,特于湘水之侧建立了二妃庙(又称黄陵庙)。《方舆胜览》云:“黄陵庙在潭州湘阴北九十里。”这首诗歌颂了娥皇与女英对爱情的执著与忠贞不渝。
起句“朝云乱人目”乃是诗人登上二妃庙所见之景。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天边呈现出迷人的光彩,片片云霞犹如簇簇花团,奇诡变幻令人目不暇接。在“朝云”中,还含有宋玉《高唐赋》“旦为行云”之意,暗示了诗与男女之情有关。面对这一幅灿烂的晨景,诗人顿发奇想:这大概是“帝女湘川宿”的缘故吧。帝女,即指娥皇与女英,因她们是古帝唐尧的女儿,故有是称。这开端两句,诗人将奇丽的景致与奇特的传说结合起来,给全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下子就攫住了读者的心。
“折菡巫山下,采荇洞庭腹”两句承“帝女”而来,写二妃对舜的那一份迷恋眷念之情。她俩或折菡萏于巫山之下,或采荇菜于洞庭之中,既以慰解缠绵不尽的相思,亦以表达对夫妇合好的向往。菡,即荷花,荷花之实为莲子,莲子谐音为“怜子”,故被古人视作多情之物。荇,生在水上的一种植物,《诗经·周南·关雎》云:“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所以荇菜也是淑女的代称。巫山、洞庭,自古便是相思之地,诗人遥想二妃追赶舜到达此地,念及将与他团聚欢会,心中正是万般喜悦。那莲子和荇菜,不正代表了她们盼望得到夫君爱怜的心声吗?
“故以轻薄好,千里命舻舳”,这二句是追述,把二妃的深情再深写了一步。折菡采荇,这一番痴情已足令人感叹了,但更令人感动的是,她们这番前来,是千里迢迢、从风波浪尖中闯过来的。轻薄,原是放荡之意,但这里是说二妃追赶夫君的意志十分坚决、一旦决定就不可收回。舻舳,船头船尾,这里代指船。二句中值得注目的是一个“故”字,有此一字,便足见得这两位弱女子的千里远行,是完全自愿的,也是完全知道前程险难的,唯因如此,她们的举动也更加感人至深了。
怀着如此的痴情,经过了如此的艰程,终于与夫君相去不远了。然而,等待她们的又是什么呢?“何事非相思,江上葳蕤竹”,在诗的结尾,诗人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继续在这个古老传说中沉浸下去,而是笔锋呼应首联,又转回到现实中来。站在二妃庙前,诗人向四周举目远望,只见眼前的景物似乎都弥漫着一层二妃对舜的相思之情,尤其是江边一片片的翠竹,枝干斑斑点点,仿佛是浸透了二妃的相思之泪。葳蕤,纷多貌。据《述异记》记载,二妃在湘水之旁痛哭舜亡,泪下沾竹,竹纹悉为之斑,故湘竹又称湘妃竹。最后一句,诗人没有直说二妃的殉情,而是采用了以景结情的手法,把情渗透到景中,以泪竹披纷无限的画面,来透露二妃永无穷止的情思、绵绵不尽的长恨,以及自己对二妃不幸遭遇的感伤,使全诗起到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效果。
这首登临凭吊之作,将动人的传说、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心情熔于一炉,情思绵邈深挚,笔调清雅明畅,特别是结尾的截情入景,使全诗显得空灵含蓄,当真是神来之妙笔。篇末有此奇峰,全诗的意境亦为之拓深了许多。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1639年(崇祯十二年),侯方域游历南方,后来居留南京,参加复社,与魏党余孽阮大钺进行过斗争。这篇人物小传,是他寓居南京时写就。
这篇文章讲述了马伶努力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的故事。作者通过张扬马伶其人其事,并将矛头指向顾秉谦,旁敲侧击,来讥讽阮大钺。
这篇人物传记把笔墨集中在结果截然相反的两场演出对垒上。第一次马伶对垒中失败,负气出走,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三年后技艺大进,在第二次竞赛中获得成功。作者通过记叙马伶这一件事,显示了马伶好胜、自强的性格特征。
文中讲述了马伶为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不断刻苦学习、努力探索的故事。马伶作为一位有名的演员,在经历一次演出失败之后,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励志奋发,远走几千里,不惜为人奴仆去深入生活,观察人物的言行举止、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终于塑造出了深受观众赞赏的舞台形象。这个故事表明,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索,闭门造车是不能取得高度成就的。文章选材集中,简繁得当,先叙两次会演,马伶始败终胜,后借马伶答同叙其缘由,颇有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