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帅，坐围玉，尘挥犀。兴方不浅，领袖风月过花期。只恐梅梢青子，已露调羹消息，金鼎侍公归。回首滕王阁，空对落霞飞。
诗书帅，坐围玉，尘挥犀。兴方不浅，领袖风月过花期。只恐梅梢青子，已露调羹消息，金鼎侍公归。回首滕王阁，空对落霞飞。
此诗开头第一句就写出“酒浇胸次不能平”，这是借三国魏阮籍的故事说明黄斌老画竹是有所谓而作，是在“酒浇胸次不能平”的心情下画的，同时又是诗人以此自道。当时政局为章惇、蔡京搅乱，黄庭坚和黄斌老二人都很不满。画家本来就有“喜画兰、怒画竹”的说法，因此这句诗既表达了斌老，同时也表达了黄庭坚自己的郁愤不满的心情。
“吐出苍竹岁峥嵘”的“吐”字下得极好，说明这幅横竹画创作动机非凡，是把“胸次不能平”的心中块垒呕心沥血地吐出来，所以才画得如此头角峥嵘，不同凡响。它在凛冽的岁暮也是高昂挺拔的；它像卧龙一样硬朗，在风雷之下硬着腰身，不为它所惊，不为它所屈。这正象征了他们两人都能顶受住当时的政治旋风，忠于自己的理想。第四句“公与此君俱忘形”，是解释上句“卧龙偃蹇雷不惊”的，竹之所以能不为风雷所惊，是因为斌老画竹时把自己的品格、精神全都灌注渗透在他所画的竹上，与竹融化为一。人有高尚的品格，才画得出高尚的画，这和作诗一样，“诗之等级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诗出”，“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见徐增《而庵诗话》）。因此这句诗也是双关，既歌颂了斌老艺术胸襟的阔大，也透露出了作者自己的创作思想和他的人品，竹不为雷霆所惊，正如他们处变不惊。下面两句是叙斌老作画的情景，石松即石砚，在明朗的窗下，斌老用兔毫笔饱蘸松烟墨，画出了这幅优雅的横竹图，除画了横竹之外，还画了几块石头，让竹子盘根于其上，像这样处理，是考虑到竹子像龙一样夭矫、灵气，如果没有几块石头，把这些像龙一样夭矫的竹子蟠曲起来，它会像张僧繇画的龙一样，有朝一日把眼点了，就会乘雷霆破壁飞去。这样便歌颂了斌老画技的高超。古人多以龙比况竹子，这是用了费长房的故事，见《神仙传·壶公》，壶公以竹杖使费长房骑之到家，后弃于山坡上，竹杖化为青龙。章惇诗：“种竹期龙至，栽桐待凤来。”黄庭坚咏竹多爱用此典故，如《从斌老乞苦笋》：“南园苦笋味胜肉，箨龙称冤莫采录。”《和师厚栽竹》：“葛化龙陂去，风吹阿阁鸣。”用卧龙去描写横竹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首诗是古体诗，前四句用庚韵和青韵，平声；后四句用御韵和遇韵，仄韵；平仄交替，增强了诗的音节美。黄庭坚的诗以炼句著名，像“吐出苍竹岁峥嵘”的“吐”字，“卧龙偃蹇雷不惊”的“偃”字，“晴窗影落石泓处”的“落”字，“松煤浅染饱霜兔”的“饱”字，“中安三石使屈蟠”的“屈”字，都下得异常突兀，使人读起来有挺拔瘦劲之感，末尾说三石屈蟠，怕横竹飞去，尤为隽永有味。
清朝诗人作诗尤爱用典，这首也是如此。
首联前一句用“虎头食肉”之典，古人认为虎头这种相貌特征是荣华富贵之相，这里诗人说自己虽有虎头之相，但无富贵之命。“书剑”代指学业事业，海天之秋，则是一幅凄凉之况，三十年依旧一事无成。
颔联又用了两个典故。前一句的黄祖，是三国时期的江夏太守，那时候人们都看重名士，一般不会杀有名气的读书人，但黄祖却把名士祢衡给杀了。所以诗人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粗暴的武夫，或许其中也有自比名士的意义。
后一句则是很明显自比马周了，马周十分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有“四请马周”的美谈，当然是李世民派人去的。马周入朝之后，节节高升，官至中书令、太子右庶子，代理礼部尚书，不过早年他却非常窘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颈联则是直抒胸臆，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命中注定不能封侯拜相。这里也用到了一个典故，汉代李广百战而不能封侯，恨道：岂吾相不当侯邪？难道我这个相貌天生不能封侯吗？言外之意是自己已经有了封侯的功绩，但没有封侯的结果，这是外界因素，而不是自身因素。
尾联则是想起自己少年曾立下的大志，上文已经释义。整首诗就是一首典型怀才不遇的情感，是作者落榜之后的愤懑。
首句点题，次句一个“空”字，统领全篇。此“空”，既是对邺都故址败落凄清环境的概括，又是诗人身临其境所产生的茫然无着心情的流露，悲戚怀古之情寓于其中。“复何见”三字，以一设问，自然引出中间四句的具体描绘。东风，在古诗中尤为常见，如李商隐《无题》：“东风无力百花残，”如李煜《虞美人》“小春风吹醒万物，百花欣欣向荣。楼昨夜又东风”等等，暗示出春天已到来，呼应结句“春色”。飞云殿，从名称上可以使作者想见当年的气势。而今，在这样一个暮春的傍晚，却只有东风薛阵，野火飘飘，通过凄凉景象，写出“人去尽’。这两句例重从人事方面写“空”。
以下两句侧重从事业方面写“空’。望陵台，为曹操当年饮酒作乐的地方，曾为曹操事业兴盛的标志，而如今漳水依然东流，高台却只与曹操陵墓空对，如诗人《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中所写：“邺都唯见古时丘，漳水还如旧日流”，城角的高台与城北的流水这种种形象之间的对照和映衬，便透露出事业付流水之意。上文说“城空”，本不该再有所见，但实际上，这四句所见更突出了“城空”，并且使“空”的内容更具体化。诗的最后两句用“人去尽”总承上顶四句，再度强调“空”，回应诗的开头，使“空”字成为首尾贯串的线索。春色依然，人事惧非，这两句又是对春色的感叹，实际是对古人不常在，事业不常在的感叹。开头说“复何见”，结尾说“为谁来”，两处问句迢迢呼应，加深了这种感叹的分量，全诗遂在不尽的感叹中结束。
这首诗以“空”为主线，通过总括、细描、抒慨三个层次的渲染烘托，写出古都邺城的“四空”，凭吊古迹，惋叹人生，寓情于景。全诗语言素淡自然，朴茂浑涵，颇有汉魏古诗的悲凉慷慨的风格。诗篇前四句五言，后四句七言，五、七言并用，不拘一格，依物事的描写、感情的起伏而选择变化，使诗歌既有潇洒明快的格调，很适于表现怀古的主题并具饱满深厚的力度，为岑参早期诗歌代表作之一。
这首词写词人独居异乡孤宿，耿耿难眠，思念天涯一方的佳人，流露出深深的悲苦与无奈。上下片各表一境。
词一起笔，作者便以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意象渲染气氛：“夜雨”透着寒凉，“空阶”透着冷落，“孤馆”透着寂寞，寂寞孤馆“梦回”之际，雨打“空阶”，最使人凄凉难耐。故以“情绪萧索”四字收煞，人物的孤寂与环境的凄冷融在一处，全词也笼罩在这伤感的氛围中。羁旅漂泊之时，以夜雨沥沥领起，刹那间情绪萧索，于孤独寂寞中，无限相思与懊恼一齐向词人袭来，情难自禁。而一个“滴”字，如泪坠一般，更是写出了词人对雨意的敏感以及内心深处无可倾诉的苦楚。“闲愁”本无形，词人强自挣扎，试图将之描述出来，无奈这“闲愁”太深重了，他只好发出这样的感喟：“想丹青难貌。”接下来是一个工整的对句：“萧渐老、蛩声正苦，夜将阑、灯花旋落。”写深萧时节蟋蟀悲鸣，又收回来，将视点落在室内很快落下的灯花上，自然引出下文，直抒抱影孤眠，辜负良宵的无聊。然后引出下片对佳人的思念。
下片“佳人应怪我，别后寡信轻诺”是词人设想对方别后的情景，更是对自己的深深自责，但这自责中透着太多的无奈与悲哀。也正是如此，他对与佳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是那样留恋，又是那样向往。昔日“翦香云为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再相偎相伴，填新词，酌美酒的愿望不知什么时候能实现。词人虽表示愿意用“金玉珠珍”换取再次“同欢笑”，但这种表白同样透着无力，透着悲哀，透着无奈。
柳永不仅是词作大家，且是一位绘画大师。而眼前这位手执丹青竹毫曾绘制了无数经典难忘的自然萧景的绘画大师，面对“情绪萧索”“一片闲愁”却“丹青难貌”了。这充分表现了羁旅在外、孤馆回梦的词人离情之深、离愁之浓。
凡词都离不开意象。古人称“意象”为“兴象”，即诗词中的意境，是作品或自然景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亦即表现作者情趣的形象。词中“灯花”的意象用的自然巧妙。古时俗以灯花为吉兆，如杜甫《独酌成诗》：“灯花和太喜？酒绿正相亲。”王实甫《西厢记》：“昨夜灯花报，今朝喜鹊噪？”《红楼梦》第二八回：“女儿喜，灯花碰头结双蕊。”萧夜，“雨滴空阶”“孤馆梦回”“蛩声正苦”，词人正“情绪萧索”“一片闲愁”，而此时“夜将阑、灯花旋落”，本已情绪衰颓的词人，哪堪夜深人静之时，却又目睹唯有象征“吉祥”的灯花余烬凋落，这不能不叫词人深深感叹：“最无端处，总把良宵，只恁孤眠却。”这“灯花”将词人“丹青难貌”的“闲愁”承上启下地推向高潮，以致“再同欢笑，肯把金玉珍珠博”，才会有词人“肯用金玉珍珠来换取和佳人的再次欢笑”的迫切豪情。
词人所谓“难画”的“闲愁”就这样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闲愁”融进了词人太多的人生况味，很苦涩，很沉重。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