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起二句紧扣题目，谓值此寒食清明节候，洛阳城中已是繁英飘荡、缤纷如雪，而陆浑山中则花始绽放。其意并不在说明城中与山中气候景物之异，而是表现诗人追随春天的脚步，从城里转向山中寻觅春光的浓厚兴趣，和对春天由洛阳转至山中这一发现的诗意感受。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对照此诗首二句，可见宋之问早在白氏之先就感受并发现了春之转移这一诗材诗境，只不过白氏明白挑出自己的诗意感悟，近乎宋诗的表现理趣；而宋之问的这两句诗则仅客观展示这一现象，而将自己的感受含蓄于诗中而已。“今始发”，则山中春光方兴未艾，正可尽情享受，开启下文。

　　三、四两句紧扣题内“还”字，写自己清晨从洛阳出发，晚上已在陆浑别业。这点意思如果直白道出，则根本不能成其诗。诗人不说“早发洛阳”“夕至陆浑”，而说旦别河桥”“夕卧伊川”，这一“别”一“卧”，不仅表达了对洛阳春光的留恋，而且透出了卧赏山庄春夜美景的惬意与喜悦。将洛阳与陆浑改成“河桥”与“伊川”，也使干巴巴的地名有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和诗意。尤为出色的是在“旦别河桥”与“夕卧伊川”之下分别缀以“杨柳风”和“桃李月”这两个全新的组合意象，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洛阳繁花飘雪之后“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幕春景象和陆浑山中月映桃李正芬芳的景象；而且由于用“杨柳”来形容“风”，用“桃李”来形容“月”，读者仿佛能闻到这“风”中飘送的杨柳的气息，这“月”下散发的桃李的芳香，造语新颖，意象优美。上下两句，对仗工整，又一气呵成，显得特别流丽圆转。两句诗就像是两幅情调意境很美的图画，完全可以用它们来作为两幅画的题目。音调的婉转流畅、圆转自如也同样非常突出。可以说兼有诗境美、绘画美和音乐美。虽不像“桃李春凤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那样凝练概括，但自有一种天然的风韵和流走的意致。

　　第五句用顶针格，重复上句“伊川桃李”，以突出陆浑山中春色正浓，蝉联中有流走之势。第六句点明“寒食”节令，应上“桃李正芳新”，并渲染春酒又正新熟。不但春色迷人，而且春酒醉人，花香之外更兼酒香。一“正”一“复”，相互勾连呼应，传达出一种顾盼神飞的神情意态。

　　七、八两句，以陆浑山中风物之美、生活之惬作收。“野老”指当地居民，也可兼包诗人自己。谓处此山中人无异于尧舜太平盛世的百姓，当酣歌一曲，终老此地。这个结尾，不无歌咏升平的意味。但话说得很艺术，很富诗情，并不是硬贴上去的颂圣尾巴，与全诗的内容风格也比较统一。武后统治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尽管矛盾斗争不断，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诗人所歌咏的“太平”，并非纯粹的粉饰之词。

　　全篇的突出特点是风调的自然流美。清新流丽的语言，一气流走的格调，圆转如珠的韵律，和贯串全诗的浓郁的春天气息，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词中没有着意渲染残春景色，而是旁处落笔，侧笔取妍。

　　起句“沙际春归”，语似直露，而画面见于文字之外。之所以说说春从水边归去，北宋诗人苏轼的《春江晚景》中所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也就是说，春来之时，柳树发芽，杨柳青青，而春归之时，柳絮飘飞，随水而去。真有唐代诗人韩愈在《晚春》中说的“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最终却是“花落有意随水流，流水无心恋落花”。这里就表现出了残春时节凋落的花瓣随着流水飘去的景象。故吟咏“沙际春归”四个字，乃觉无字处有意，空白处皆是画。次句“绿窗犹唱留春住”，诗思奇妙。不说自己思春、恋春，却说旁人春归而不知，犹自痴情挽留。词牌有《留春令》，绿窗中人或是歌妓之流。或许不必定有此人此唱，不过是作者设置的一种境界，借说绿窗少女的歌声以表达自己惜春的情怀。这是词体幽微宛转处，作者掌握和运用得很成功。“问春何处，花落莺无语”二句，熔铸前人词中意象，而翻进一层。欧阳修《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王安国的《清平乐》：“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黄庭坚《清平乐》：“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上述诸作，或问花，或问鸟，不论是落花还是莺啼，总还有点春天的影子。在这首词中，不仅是问而无答，乃更无可问讯。“花落莺无语”，春光老尽，连点声息都没有了，更能体现“春意已尽，无可寻觅”的意境。

　　词人对春天是无限的眷恋的，也是没有放弃才对春的追求。所以，下片词人接着写道：“渺渺吟怀，漠漠烟中树。”“渺渺”即悠远的样子。意思是说，满腹情怀远望寻觅，满眼所见是雾气沉沉中隐隐约约的树林。这里，词人化用了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谢眺《游东田诗》中“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的诗意。词人极目远望，不见春之踪影，只见雾气沉沉中的树影，心中无限惆怅。于是，词人写道：“西楼暮，一帘疏雨，梦里寻春去。”“西楼”也许就是在西边的一座楼，也许就是一座楼的名称，在诗词中经常用到，也许就是一种情怀的表现。比如，李清照的《一剪梅》中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煜的《相见欢》中写道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他们都有用了“西楼”，但各自有不同的情怀。元好问这里的意思是说，寻春无果，只有在日暮上西楼，在隔帘听雨中求得好梦，在梦中去寻觅了心中的春意。特别是最后“梦里寻春去”一句很有用意的。梦境本来是虚幻的，可词人偏偏要到梦中寻觅。从这里，我们不但感觉到词人对寻春的执着与对春的深情，而且也能感受到词人即使伤春，也没有那么失望，那么感伤，毕竟是在“长安中作”，比起“悲秋”来，感觉还是要温和多了。结句“梦里寻春去”，语淡情深。现实之春确已逝去，而词人不作绝望颓唐之想，还要到梦境中去追寻。这种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也正反映了词人年轻健康的心理情绪。

　　该词在艺术特色上，语浅意深，意蕴深厚。侧面落笔，尽情抒写。以梦结尾，提升境界。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在古代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登高望远”之作，要么站在楼上，要么站在山上。或是因为站在高处，凭栏临风，衣襟摆动，发际飘摇，眼目所到之处，皆是宽阔宏大视野，此情此景此境最容易激发人的豪情气概。这豪情气概充塞胸间，若不抒发出来，定觉难受。会做诗的便将之化成诗句，会唱歌便将之化作歌声，既不会做诗也不会唱歌的，也定要对着远处哦哦啊啊吼叫几声，才觉痛快。

　　白居易站在庾楼之上，策动他内心的不是汹涌的豪情，而是悠远的乡情。

　　独凭朱栏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

　　首二句写明了时间、地点和景色，定下了全诗的意境。

　　竹雾晓笼衔岭月，苹风暖送过江春。

　　此二句继续写景，苹风就是单纯的指风，古人认为“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所以称风为苹风。其中后一句写得很妙，指明了季节是初春，那边的苹风一吹，便将温暖的春天送到江这边来了。

　　子城阴处尤残雪，衙鼓声前未有尘。

　　想是庾楼坐落在一座城市边（可能是江城，未作考证），从这里大概可以看到全城景貌，包括白居易平常上班的衙门。前一句再一次揭明了季节为冬末春初，城市阴处的雪还未化尽；后一句亦再一次揭示时间是清晨，人们一天的工作还未开始，衙门口大鼓前还没有尘土飞起——说明没人在那儿活动。

　　三百年来庾楼上，曾经多少望乡人。

　　末二句是点睛之笔，前面写景、写景，到结束了来这么一句感叹，戛然而止，却意蕴悠远。这望乡人中，白居易何尝不是其中一个。

　　以年号为诗题，虽然是受到韩愈《永贞行》的启发，但这首诗实是效法杜甫。不过，杜甫那些以诗歌记时事，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作，基本上是写实，而这首诗则把理想和现实紧紧结合起来，为北宋中叶的变法改革唱了一曲颂歌，因而是一篇富于理想色彩的史诗。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两句，歌颂元丰年间（1078—1085）风调雨顺的气象：“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元丰年间风调雨顺是客观事实。反对新法的范纯仁也曾写道：“赖睿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风。”（《喜雪赋》）相传周公辅政时，天下太平，岁无荒年，曾出现过这样的奇迹（见《盐铁论·水旱》）。古人认为政有德，则阴阳调、风雨顺。这种说法虽然不科学，但却寄托着古人对于理想政治的赞美之意。“五风十雨”之数为加倍形容之词，故王充曾说：“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论衡·是应篇》）王安石化用这个典故入诗，也是持赞扬的态度。从全篇来分析，“五风十雨”还是新法的象征。新法所至，如东风吹拂，时雨润苗，万物得所，百姓太平。这从下文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第二部分是中间四句，歌颂元丰五谷丰衍、物产精美的盛况。“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写旱田作物长势喜人，且播种面积极为广大。“麦行”就是麦垄。“千里”状其遥远。“不见土”形容麦苗稠密茂盛。“连山没云”即无边无际、远与天齐之意，不单指延伸得很远的山丘。如此广大的原野都种满了黍麦，秋后的粮食就会使家给人足，国无饥谨。“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写水田作物花色品种增加，且农田管理比较省力。“稌”是糯稻，产量低，一般用以酿造美酒。由于连年丰收，粮食有余，故能多种糯稻，多酿美酒。此句与下文“百钱可得酒斗许”暗相呼应。“龙骨”句上承“十雨五风”而来。因为风雨顺适，所以抗旱用的龙骨水车也就长年沾不到水滴，被挂在梁上檐下，任其赋闲。农民不用为灌溉操劳，也就乐得轻松了。他们出其余力，经营副业。“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两句，把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和农民生活的美好，渲染得令人神往。鲥鱼、荻笋原是佐酒佳肴，欧阳修《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说：“获笋鲥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以下几句便以酒事承接上文。

　　第三部分是最后八句，歌颂元丰时人民的幸福生活。先总写农村的欢乐气氛：“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社日是古代春、秋两季祭祀土神的日子。四邻互相招邀，带上酒肉、社糕，搭棚于树下，先祭土神，然后会餐。社日击鼓，唐诗中就有描写。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便是一例。由于连年丰收，酒肉便宜易得，所以人们不用等到社日，同样可以聚会欢饮，击鼓自娱。诗中总写以后，再分写青年人与老年人各自的快乐。南国水乡，本来就有男女青年在花前月下踏歌起舞的风俗，大熟之年，更为这种古老的风俗增添了欢声喜气。“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不仅描绘了青年们纵情欢乐的情景，而且还写出了他们美滋滋、乐陶陶的内心世界。“但道”，意思是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快乐无所苦”，即一切美满如意。言外之意是说，这些青年的爱情、婚姻生活也是十分甜蜜的。乡村老农淳朴率真，爱说爱笑。此时丰收在望，心里越想越美，一肚子的开心话总想找个地方说说。“老翁堑水西南流”四句，生动地勾画了老人坐船进城寻亲访友的快乐和对于生活心满意足的情态。

　　王安石与多数宋代诗人一样，喜欢以学问为诗，但他能够把渊博的学问纵横役使，入手而化，因此又不会显得掉书袋。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素养。这首诗虽然有其现实基础，但整篇的构思和命意却从《礼记》中来。《礼记·礼运篇》描绘先王的大顺之治说：“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这首诗第一部分写天从人愿，慷慨助顺，仁风惠雨，略不失时，即“天不爱其道”之意；第二部分写满山遍野，庄稼弥望，江河沼泽，产物无穷，即“地不爱其宝”之意；第三部分写美酒易得，鼓声长闻，青年欢舞，老人嬉游，即“人不爱其情”之意。诗中未援引《礼运》篇上的片言只语，而其内容与《礼运》篇所描绘的大顺之治丝丝入扣，十分契合。杨万里曾称黄庭坚写诗“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这首诗则正好相反，是“备用古人意而不用其语”。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书卷气，而且还可以收到言浅意深，味外有味的艺术效果。

　　反变法派刘述等曾上书宋神宗：“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权诈之术。”（《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王安石罢相以后，继续受到攻击，因此他身虽闲居，外示平淡，内心实系念新法，忧思深切。他的《元丰行示德逢》旨在宣传新法的成效，而这首诗则进一步指出，元丰朝国富民安的景象已经使唐、虞的盛世复现于当时，新法完全符合尧、舜致治安民之道。他把《礼记》上记载的大顺境界写进了富于江南水乡特色的农村丰乐图中，使得这首史诗不仅护住了他自己，而且还替新法抹上了神圣的光彩。以此歌颂新法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歌颂宋神宗有“修礼达义，体信达顺”之功，就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