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珣在《南乡子》中反复表现了这一题材。其十七云：“新月上，远烟开，惯随潮水采珠来。棹穿花过归溪口，沽春酒，小艇缆牵垂岸柳。”就是描写当地采珠者夜间随潮乘月，沿溪入海去采集珍珠，约近拂晓，摇船归家，缆系岸柳，沽酒解倦之情景。此篇“归路近”云云，则是集中写采珠者“棹穿花过归溪口”，虽没有直接描绘采珍珠的劳动场面，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采珠劳动的赞美。三句一转，前三句写人，后三句写景；前者畅快奔放，后者沉静蕴藉。两者有机地统一，很好地反映了采珠者劳动归来的愉快心境。
小船“吱咯、吱咯”地摇进，离家越来越近了，采珠者情不自禁地用桨扣敲着船边，有板有眼地放开喉咙唱起来，悠静的水面上，歌声分外清晰响亮。“归路近”是人物的内心判断，暗示已驶过漫长的路程，有劳动后的疲乏，更有近家的喜悦。“扣舷歌”是人物的行为，因喜而歌。歌抒发心意，快畅胸怀；歌者得意而轻松。采珠者欢歌之余，又沉入对方才劳动的回忆：“采真珠处水风多”。“水风多”指风势大，呼呼扑面。突出“风多”乃暗示采珠处水面开阔。至于劳动的艰苦、收获多少。回忆中没有明言，但从人物前面的心情中可以体会到。“水风多”的回忆，是由归程中拂面而来的微风触生的。这三句，词人写歌声、写风声、写船行，写人物变化着的心情，用动态的热闹的笔法，写出采珠者归来时的欢快、兴奋、悠然自得。接着三句，词人一反前文，脱开人物，换以静态的笔调写景物：夜，静悄悄，小船扔入溪口，歌声已止，只见曲曲的溪岸，小小的木桥，弯弯的山月，缓缓地从眼前移过；夜深雾浓，水烟深锁，烟雾中时而看见岸边悬垂挂至水面的千万朵豆蔻花。除了一个“过”字可以看出船在行进外，画面简直是寂静无声。其实这还是继续写人物的愉快心情。这些景物是人物目中景物。人物兴奋过后沉静下来，但心情仍沉浸在喜悦之中。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东坡为人胸襟坦荡旷达，善于因缘自适。他因诗中有所谓“讥讽朝廷”语，被罗织罪名入狱，“乌台诗案”过后，于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二月贬到黄州。这在苏轼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此词描写雨中的南方初春，表达作者虽处困境而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洋溢着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上阕写三月兰溪幽雅的风光和环境，景色自然明丽，雅淡清美；下阕抒发使人感奋的议论，即景取喻，表达有关人生感悟，启人心智。全词即景抒慨，写景纯用白描，细致淡雅；抒慨昂扬振拔，富有哲理。
上阕写清泉寺幽雅的风光和环境。山下小溪潺湲，岸边的兰草刚刚萌生娇嫩的幼芽。松林间的沙路，洁净无泥。傍晚细雨潇潇，寺外传来了布谷的叫声。作者此际漫步溪边，触目无非生意，浑然忘却尘世的喧嚣和官场的污秽，心情是愉悦的。唤起内心对大自然的喜爱及对人生的回味，这就引出了下片的对人生的哲思。
下片诗人就眼前“溪水西流”之景生发感慨和议论。这种议论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即景取喻，以富有情韵的语言，摅写有关人生的哲理。“谁道”两句，以反诘唤起：以借喻回答。“人生长恨水长东”，光阴犹如昼夜不停的流水，匆匆向东奔驶，一去不可复返，青春对于人生来说只有一次，正如古人所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时。”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讲，人未始不可以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往往能焕发生命的光彩。因此词人发出令人振奋的议论：“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白发”、“黄鸡”比喻世事匆促，光景催年。白居易当年在《醉歌》中唱道：“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此处作者反其意而用之，希望人们不要徒发自伤衰老之叹。应该说，这是不服衰老的宣言，这是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这是对青春活力的召唤。在贬谪生活中，能一反感伤迟暮的低沉之调，唱出如此催人自强的歌曲，这体现出苏轼热爱生活、旷达乐观的性格。
这首词，上片以淡疏的笔墨写景，景色自然明丽，雅淡凄美；下片既以形象的语言抒情，又在即景抒慨中融入哲理，启人心智，令人振奋。词人以顺处逆的豪迈情怀，政治上失意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催人奋进，激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