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一座方圆三里的小城，有方圆七里的外城，四面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到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了，可是不能取胜，这（是）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不如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式。城墙并不是不高啊，护城河并不是不深呀，武器装备也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供给也并不是不充足啊，但是，守城一方还是弃城而逃，这是因为作战的地理形势再好，也比不上人心所向、内部团结啊。所以说，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靠疆域的边界，巩固国防不能凭借险要的山河，威慑天下不能凭借锐利的武器。能行“仁政”的君王，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支持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内外亲属也会背叛他；支持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所有人都会归顺他。凭着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去攻打那连亲属都反对背叛的君王。所以，能行仁政的君主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
注释
天时：指有利于作战的时令，气候。
地利：指有利于作战的地形。
人和：指得人心，上下团结。
三里之城：方圆三里的内城。城：内城。
郭：外城。在城外加筑的一道城墙。
环：围。
之：代这座城。
而：连词表转折。
夫：句首发语词，不译。
而：连词表递进。
天时：指有利于攻战的自然气候条件。
是：这。
也：表判断语气，“是”。
城非不高也：城墙并不是不高啊。非：不是。
池：护城河。
兵革：泛指武器装备。兵，武器；革，皮革制成的甲、胄、盾之类。
坚利：坚固精良。利：精良。
米粟：粮食。
多：充足。
委而去之：是说弃城而逃。委：放弃。而：然后。去：离开。之：代词，代“城”。
是：代词，这。
故：所以。
域：这里用作动词，是限制的意思。
以：凭借，靠。
封疆之界：划定的边疆界线。封，划定。封疆：疆界、边境。
固：使巩固。
国：国防。
山溪：山河。
险：险要的地理环境。
威：震慑。
以：凭借，依靠之意。
兵革：本意是“兵器和铠甲”，比喻“武力、军事”。
得道者：实施“仁政”的君主。者，什么的人，此处特指君主。道，正义。下同。
失道者：不实施“仁政”的君主。寡：少。
之至：到达极点。
畔：同“叛”，背叛。
之：代词他，指失道之人。
至：极点。
顺：归顺，服从。
以：凭借。
之：用于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亲戚：内外亲属，包括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
故：所以。
有：要么，或者。
胜：取得胜利。
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篇短文的中心论点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还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中心论点，“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结论。
本文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对“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的比较，阐述了“人和”对战争胜利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再加引申，推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论断，阐明了施行“仁政”的必要性。文章用层层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开篇即提出论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接着设例进行论证，再据此阐发引申，层层深入，最后得出断语，逻辑性很强。因此认定：“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结论，不是中心论点，中心论点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二、这篇短论在论证方法上有什么特色？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逐层论证，层层深入。文章第1段，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接着运用战例，分别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突出了“人和”的重要；第4段进一步阐发，说明，欲得“人和”，必先要“得道”。全文紧紧围绕得“人和”这一中心，环环相扣，逐层推理，显示出极其严密的论证艺术和极强的逻辑性。
（2）论证中运用排比、对比等手法，使文章气势恢宏，笔酣墨畅，结构缜密。
（3）文章上部分运用举例说明，下部分运用对比论证方法，更加突出其论点。
中心论点应该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一章开头即提出中心论点，并用概括性很强的战例加以证明，然后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得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论断，阐明了“人和”的实质。短文最后以得“人和”的“君子”“战必胜矣”作结，突出地说明了“人和”是决定战争胜负最主要的条件。
这篇短文一开头就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观点，指明“人和”是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人和”，就是下文说的“多助”和“天下顺之”，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反映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思想。宋朱熹对这一章的注释是：“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清焦循的注释是：“民和为贵，贵于天地，故曰得乎丘民为天子也。”可见这一章不是论战争，而是讲民心向背的，是借战争论述实行“王道”（即“仁政”）的重要性。由此逐层推进，短文先分别就天时与地利、地利与人和做比较，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最后由人和推演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完成本文的论证。
这一章开头即提出中心论点，并用概括性很强的战例加以证明，然后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得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论断，阐明了“人和”的实质。短文最后以得“人和”的“君子”“战必胜矣”作结，突出地说明了“人和”是决定战争胜负最主要的条件。
本文语句整齐、流畅，一气贯注，很有说服力。比如在论证地利不如人和时，作者先用四个并列的双重否定句，充分铺张防守一方所具备的“地利”方面的有利条件，然后陡然一转，说出失败的结局，使得“地利不如人和”的结论有了很强的说服力。又如在阐述他的“得道者多助”时，作者也是先用了三个否定的排比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结论；然后又把“多助”和“寡助”进行对比，自然导出“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
我们通常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话来表示：合乎正义者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违背正义的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里，我们把“道”理解为“正义”。那么，什么叫“正义”？《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正义”是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这是富于现代气息的理解，然而是和它最初的含义一脉相承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的一个著名论断。《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里的“畔”字通“叛”，是背叛、反对的意思。这段话是说，对得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对失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就连亲戚都会反对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拿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要么不战，一战必胜。
孟子在这里说的“得道”和“失道”的人，都不是指普通的个人，而是指一国之君。一国之君既是战争的总指挥，也是政治上的领袖。孟子通过论述战争胜负的问题，引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点，然而在孟子看来，“民心向背”对于战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于政治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意思是说，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谓的“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帮助。所谓的“得天下”，是指通过施行仁政来“王天下”，而不是单靠武力来争夺天下。仁政，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自动来归附；而以力服人，不能服人之心。在孟子看来，得天下之道，即是施行仁政。因为仁政，是“得其心”之政。
那么，如何“得其心”，即如何行仁政呢？孟子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保民，就是关爱和保护人民，它要求君主做到“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就是人民所希望的，就替他们聚积起来，人民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人民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富裕、幸福的生活。孟子认为，这是行仁政的根本着眼点。做到了这一点，然后民心归服、天下归服，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战必胜矣”的主要原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这首诗通篇皆追叙往事，只末四句是作诗时的话，因此开篇就以“忆昔”二字统领全诗。全篇共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从开头至“暮宿天边烟”，写逃难途中的艰险状况。前四句写避乱彭衙。诗人前一年不畏“艰险”，“北走”鄜州，原因是贼破潼关，白水告急，不得不携家“避贼”逃难。“避贼”点出诗人逃难的原因。“北走”说明逃难的方向。“艰险”总括逃难景况，“夜深”交代出发的时间，“月照”点明出发时的环境。因为“避贼”逃难，所以选择“夜深”人静、“月照深山”之时，急忙向彭衙出发。开始四句，交代事件，一目了然。
“尽室”以下十行五十字叙携家远行，写尽儿女颠沛流离之苦。诗人拖儿带女，全家逃难，因无车马代劳，只好徒步行走。也顾不上什么面山了，“多厚颜”三字，幽默而辛酸。而诗人全家跋涉，穿行于野鸟飞鸣的山涧，和行人稀少的谷底，衣食无着，平时娇宠的幼女忍不住饥饿，趴在父亲肩头又咬又哭。荒山野岭中，诗人怕虎狼闻声而来，赶忙将孩山搂抱怀中，紧掩其口。但孩山不知父亲的苦衷，又踢又闹，哭得愈加厉害。小儿山这时也来凑热闹，自以为比妹妹懂事，故意要吃路旁的苦果，他根本不知“苦果无人摘”，是因为不能吃。“饥咬我”“声愈嗔”，形象逼真地写出了幼女娇宠而不懂事的情态，“故索苦李餐”，维妙维肖地刻划出小儿天真烂熳的形象。“痴女”“小儿”，用语亲切；“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以动作刻画出一个疼爱儿女而又无可奈何的父亲的痛苦心情，十分传神，真乃“画不能到”。
“一旬半雷雨”以下十句写雨后行路艰难，突出困苦流离之状。全家徒步于深山野谷，已经很艰难，更糟糕的是又碰上了雷雨天气，只好趟着泥泞互相搀扶着冒雨行进了。既无雨具，衣湿身寒，路滑难行，一天就只能走几里路。“一旬”呼应“久徒步”，说明奉先至白水，路程不远，却走了很长时间，反衬出行程之艰；“半”字点出雷雨之多，说明气候的恶劣。寥寥几句，诗人全家困顿流离之状如在目前。
“野果充糇粮”，糇粮，指干粮，指采下野果充饥；“卑枝成屋椽”，卑枝，指低矮的树枝，树枝成了栖息的屋宇；“早行”“暮宿”，从时间上说明他们起早摸黑地赶路；“石上水”，指近处低处积满雨水的石径，“天边烟”，指远处高处云雾笼罩的深山。这四句对仗工整，概括精炼，既呼应开头“经险艰”，又引起下文孙宰的留客，过渡自然。
自“小留同家洼”以下为后一部分，写孙宰体贴留客的深情厚谊。先写留客。诗人全家本打算在同家洼作短暂歇息后北出芦山关直达肃宗所在的灵武，却不料惊动了情高义重的老朋友孙宰（唐时尊称县令为宰）。战乱年头，人们大多不喜欢客人到来的，何况是昏天黑地的夜晚。但孙宰点起明灯，打开重门，十分热情。而且不嫌麻烦，还烧起热水，让诗人洗脚，甚至还剪纸作旐（小旗），替诗人招魂。故人之情义，诗人之感激，从开灯启门，烧汤濯足，剪纸招魂的几个细节中具体真实地反映了出来。“高”“薄”二字画龙点睛地指出了这一点。孙宰叫出妻山与诗人相见，看着诗人携家逃难的艰苦景况，他们也不禁流下了同情的眼泪。由于长途跋涉，小儿女们一安顿下来，立即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孙宰又叫醒他们起来吃饭。孙宰还一再表示愿意同诗人永远结为兄弟，并腾出屋山，让诗人一家安住。由同情到结交再至住下，充分显示了孙宰待人的真挚诚恳。蹇步、饥饿、惶遽、困顿至极，幸得故友之暖汤、盘飧、招魂、安居，诗人感泣之余叹“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读者亦叹慨之余忖落难之际不避而远之、不落井下石，足矣，安敢奢望“誓将与夫山，永结为弟昆”。
最后六句结尾，写诗人对孙宰的追念感激之情。“谁肯”二字既赞扬故人孙宰高尚情谊的难得与可贵，又呼应开篇“忆昔”，引出诗人对孙宰的忆念。此时诗人重经旧地，安史叛乱并未平息，人民仍在受难，不知孙宰一家情况如何。“何当生翅翎，飞去坠尔前”，诗人恨不得长出双翅，立刻飞去落在老朋友的面前。殷切的忆念之情，溢于笔端。这六句以议论作结，情深意厚，力透纸背。
这首忆念友人的诗，前部分着重叙写诗人举家逃难的狼狈景况，后部分着重描绘故人孙宰待客的殷勤。真实的细节描写，细致的心理刻划，传神摹志，形象逼真。全诗用追忆的口吻直接叙述，明白如话，真实仿佛亲见，自然而不显雕琢。
吴激的这首词，通篇借用唐人诗句借景抒情，笔姿盘旋空灵、唱叹有情。当然也必须有一两句实写，才不致使人感到扑朔迷离。因此，过片几句推出前面对暗示的”商女“形象：“仙肌胜雪，宫髻堆鸦。”这两句描写不只是单纯写这位歌姬之美貌，而是从她的容颜梳妆，勾起了词人对北宋故国旧事的回忆和怀念。所以词人抚今追昔，而有“恍然一梦”之感。
昔日皇家女子，今朝却是市井歌妓，这个反差太强烈了，不禁又触发了词人故国之身悲，身世之同感。吴激想自己如今羁身北国，“十年风雪老穷边”（刘迎《题吴激诗集后》），自己和这位歌女不也“同是天涯沦落人”么？这自然使他想起当年白居易于浔阳江头夜遇琵琶女的情景，想起白居易的悲叹：“同是天涯论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吴激在《人月圆》的结尾三句融合白居易的诗意境，借意抒怀，把自己和这位歌姬，比作白居易之于琵琶女了。
北宋中叶以后，填词渐趋工巧，隐括前人诗句填词蔚为风气。贺铸、周邦彦、陆游、吴文英等人都擅长此道。而其中吴激这首词将古人诗句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如自其口出，能以人巧与天工相吻合，不愧是一首成功的“隐括体”。
这首别诗共八句，分为两层，前四句写景，景中寓情，后四句抒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比兴寄托，浑厚流转，雄浑悲壮，意境高远。
诗的前四句是触景生情之作，“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晨夜赴沧海，海流亦何抽。”上两句状出黄河九曲，奔腾不已的雄伟的形象。下两句则又是写实与幻想并用，丰富与具体化黄河形象。前浪催后浪，倾泻入海。一个赴字状出水流之急，更赋情韵。一个迹字，承接赴字，状出大海从容不迫之貌，不停地接纳河水。一急一缓，摇曳生姿。景象壮观，意境阔远，气魄宏大，动人心魂。作者笔下的黄河形象，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它的主要特征，源远流长，波涛汹涌，曲折入海。尤其是状写黄河动态，更赋情韵，耐人寻味。赞叹、惊异、畅快之情，从笔底流出，而又深有寄托，比衬出下面的夜里之行，亦寓有子 (孔子) 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之感。为后四句抒情张目。
后四句写远适夜里，而又不能归之情。“远适夜里道，归来未有由。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古人追求功业，重名利，以光宗耀祖，夜古流芳。汉末文人常发出类似感叹。“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铖轲长苦辛。” 人生短暂，应先取高官厚禄。因为“荣名以为宝”。当然仕途并非平坦大道可走，朝廷中重要官位也不是唾身可得。因此他们感叹“立身苦不早”，“虚名复可益”，“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并非是应玚不能归家，而是理想、事业的原因。思亲怀乡，时光流逝，求仕焦急，齐聚内心，矛盾冲突，日夜折磨，难以排遣，致使五内俱伤。逢景遇事，即进发而出，如同开了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诗人以自已感伤的形象作结，意味深长。
应玚的二首《别诗》，起调都很高昂令人感奋。“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莽莽苍苍奔突而来，多么的壮美，又是多么的饱含深情。这种高亢的起调，使诗歌在短篇中开拓出扩大的境界，扩大了感情的容量，且使它所领起的下文，也被高唱的基调多笼括。建安诗歌，以慷慨悲凉著称，而建安诗歌多自高唱起调的表现方式，则是形成这种慷慨悲凉诗风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