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旅途夜泊的一首小诗。建溪是闽江的北源，在今福建省。
开头两句写泊舟的时间和望山所见。“客航”，表明是离家远行。“收浦”即停船靠岸，“浦”是水滨。“月黄昏”系用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语，形容月光昏暗，表明天黑已久。昏黄的月光，洒在平静的溪水上，一只小船划破水面，摇碎了月影，慢慢靠近岸边。有景，有人，有声，有色，景象非常幽静，画面非常优美。
第二句是将唐代韦应物《滁州西涧》“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名句改造而成。孤舟夜泊，最关心的是客店，所以船一靠岸，就在张望，看见客房并无灯光，正准备关门。这里是“野店”，不是大的集镇，人家不多；而且为了方便行旅，必定临溪而设，所以极易望见。“无灯”，并不是说没有置备灯火，而是说没有点灯，野店固然简陋，但既是客店，也不至于连一盏灯也不置备。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是表明这个夜晚还没有客人，可见这里平常客人稀少；二是表明入夜已久，主人以为不可能再有客至，所以并未点灯，正准备关门睡觉。“欲”字下得很妙，它表明门将闭而未闭。如果已经闭门，则敲门叫门，会给投宿者带来许多麻烦；正是在这欲闭未闭之际，才使投宿者感到欣喜。
下面两句写系舟，这里既是“野店”，就没有正规的码头，所以并无专门系舟的设备，只能把舟系在岸上的一株枫树上。上文店门欲闭未闭，是巧；此句枫树则是将死未死，是奇。“倒出岸沙”是说溪水从下面往里冲刷，在枫树根部冲出一个缺口，枫树一半的根得不到泥土的养料，加之又被系舟时的摇晃弄坏，所以“半死”了。“半死”谓死去了半边，就是偏枯，这是树木的一种特异现象。
末句“系舟犹有去年痕”写系舟时所见，更加新奇。“去年痕”是说一年前系舟的痕迹还保存到此时，说明在此停泊的客人不多。这仍然是荒村野店的地方才会有的景象。见此痕迹，令诗人感到很惊奇。
此诗选用最有特征的景物，写出荒村月夜泊舟的静谧境界。既是作者的精心选材和巧妙构思，却又使人感到全是信笔直书即目所见。化用前人诗语而不露痕迹，另出新意，可见作者的诗才。《莆阳文献》说：“此诗荆公（即王安石）爱之，尝书坐右，后人误入荆公集中。”该诗是隽永可爱的一首佳作。
这组诗共三首，其中第三首（“三日入厨下”）最受推崇。下面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兼诗学分会会长、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余恕诚教授对此诗的赏析。
“新媳妇难当”——在旧社会人们普遍有这种看法。但也有些新媳妇在令人作难的处境中找到了办法，应付了难局，使得事情的发展带有戏剧性，甚至富有诗趣，像王建的这首诗所写的，即属于此类。这也是唐代社会封建礼教控制相对放松，妇女们的巧思慧心多少能够得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反映。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古代女子嫁后的第三天，俗称“过三朝”，依照习俗要下厨房做菜。“三日”，正见其为“新嫁娘”。“洗手作羹汤”，“洗手”标志着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在婆家开始她的劳动，表现新媳妇郑重其事，力求做得洁净爽利。
但是，婆婆喜爱什么样的饭菜，对她来说尚属未知数。粗心的媳妇也许凭自己的口味，自以为做了一手好菜，实际上公婆吃起来却为之皱眉呢。因此，细心、聪慧的媳妇，考虑就深入了一步，她想事先掌握婆婆的口味，要让第一回上桌的菜，就能使婆婆满意。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是多么聪明、细心，甚至带有点狡黠的新嫁娘！她想出了很妙的一招——让小姑先尝尝羹汤。为什么要让小姑先尝，而不像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那样问她的丈夫呢？朱诗云“画眉深浅入时无”，之所以要问丈夫，因为深夜洞房里只有丈夫可问。而厨房则是小姑经常出入之所，羹汤做好之后，要想得到能够代表婆婆的人亲口尝一尝，则非小姑不可。所以，从“三日入厨”，到“洗手”，到“先遣小姑尝”，不仅和人物身份，而且和具体的环境、场所，一一紧紧相扣。语虽浅白。却颇为得体，合情合理。新娘的机灵聪敏，心计巧思，跃然纸上。“先遣小姑尝”，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沈德潜评论说：“诗到真处，一字不可易。”
《新嫁娘词》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这些，但是要直接就写这些入诗，则不免带有庸俗气。而在这首诗中，因为它和新嫁娘的灵机慧心，和小姑的天真，以及婆婆反将入于新嫁娘彀中等情事联系在一起，才显得富有诗意和耐人寻味。
像这样的诗，在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和把握有诗意的题材方面，似乎能够给读者一些启示。
读这首诗，人们对新嫁娘的聪明和心计无疑是欣赏的，诗味也正在这里。新嫁娘所循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推理过程：一、前提：长期共同生活，会有相近的食性；二、小姑是婆婆抚养大的，食性当与婆婆一致；三、所以由小姑的食性可以推知婆婆的食性。但这样一类推理过程，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和诗相结合。像有人在笺注此诗时所讲的：“我们初入社会，一切情形不大熟悉，也非得先就教于老练的人不可。”（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