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句“呜轧江楼角一声”中的“一声”两字很有可玩味。本是暮角声声,断而复连,只写“一声”也就是第一声,这显然是强调它对诗中人影响很大。他一直高踞在城楼,俯临大江,凭栏回首,远眺通向乡关之路。正出神的时候,忽然一声角鸣,使他不由蓦然惊醒,这才发现天色已晚,夕阳已沉没水天之际。这就写出一种“苦回首”的情态。象声词“呜轧”,用在句首,正造成似晴空一声雷的感觉。
由于写“一声”就产生一个特殊的情节,与“吹角当城片月孤”一类写景抒情诗句同中有异。呜咽的角声又造成一种凄凉气氛,那“潋潋”的江水,黯淡无光的夕阳,水中的汀洲,也都带有几分寒意。“微”、“寒”等字均著感情色彩,写出了望乡人的主观感受。
暮色苍茫,最易牵惹乡思离情。诗人的故家在长安杜陵,长安在黄州西北。“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宋张舜民《卖花声》)“微阳潋潋落寒汀”,正是西望景色。而三句却作转语说:“不用凭栏苦回首”,似是自我劝解,因为“故乡七十五长亭”,即使回首又怎么能望尽这迢递关山?这是否定的语势,实际上形成唱叹,起着强化诗情的作用。这首诗是宦游思乡之作,赞许者都异口同声地称引其末句。
按唐时计量,黄州距长安二千二百五十五里(《通典》卷一八三),驿站恰合“七十五”之数(古时三十里一驿,每驿有亭)。但这里的数字垛积还别有妙处,它以较大数目写出“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家山遥远的情景,修辞别致;而只见归程,不见归人,意味深长。从音节(顿)方面看,由于运用数字,使末句形成“二三二”的特殊节奏(通常应为“二二三”),声音的拗折传达出凭栏者情绪的不平静,又是一层妙用。
唐代有的诗人也喜堆垛数字,如骆宾王,却不免被讥为“算博士”。考其原因,是因为他运用的数字多是为了属对方便,过露痕迹,用得又太多太滥,也就容易惹人生厌。而此诗数字之设置,则是出于表达情感的需要,是艺术上的别出心裁,所以驱使而让人没有察觉,真可夸口“虽‘算博士’何妨”。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首词由景入情,由今入昔,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人生遭遇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
上阕一开篇,作者便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以及“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数句,绘声绘色地画出了一幅旅途早行图。早行中,眼前月光、山色、晨霜、朝露,别具一番景象,但行人为了早日与弟弟联床夜话,畅叙别情,他对于眼前一切,已无心观赏。此时,作者“凭征鞍无语”,进入沉思,感叹“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为此,便引出了一大通议论来。作者追忆:他们兄弟俩,“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词里的“二陆”用来比自己和弟弟苏辙。当年,他们兄弟俩俱有远大抱负,决心象伊尹那样,“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孟子》中语);像杜甫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实现其“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上神宗皇帝书》)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兄弟俩“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对于“致君尧舜”这一伟大功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抚今追昔,作者深感他们兄弟俩现实社会中都碰了壁。为了相互宽慰,作者将《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家语》“优哉游哉,可以卒岁”,以及牛僧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在身”诗句,化入词中,并加以改造、发挥,以自开解。结尾数句,作者表示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况下,要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姑且保全身体,饮酒作乐,悠闲度日。整首词,除了开头几句形象描述之外,其余大多是议论、成为一篇直抒胸臆的言志抒情之作。
这首词的议论、抒怀部分,遣词命意无拘无束,经史子集信拈来,汪洋恣肆,显示出作者横放杰出的才华。词中多处用典:“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四句,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三句,”优游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鲁国大夫叔向被囚后”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话:”且斗尊前“,化用杜甫《漫兴》中”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的诗句。作者将上述典故灵活运用,推陈出新,生动地传达出自已的志向与情怀。
这首词的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回环往复,波澜起伏,上片的早行图与下片的议论浑然一体,贯穿一气,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头几句写景,以“孤”、“青”、“野”、“残”等字眼传神地渲染出早行途中孤寂、凄清的环境和心境。“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一句,由自然景色转入现实人生。其后,词作由景物描写而转入追忆往事。“用舍由时,行藏我”,由往事回到现实。结拍数句表明作者已从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摆脱出来,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慰安。全词集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融诗、文、经、史于一炉,有形象的景象描写,有抽象地论说政治,又在议论中发表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抒写了沉郁惆怅的心境,文思连贯,一气呵成,体现了卓绝的才情。
这一词调,上片十一个四言句,下片八个四言句,多处用对仗,句法比较工整,而且,在许多整齐的句子之间,还穿插了几个长短句,如三言句、六言句、七言句和八言句,长短相间,参差错落。这个词调适合于以赋体入词,但又最忌板滞,它不同于短篇令词,也不同于一般长调,是个较难驾驭的词调。两宋词人当中,辛弃疾填了九首,刘克庄填了二十五首,陈人杰填了三十一首,这算是较为罕见的。许多名家,比如柳永、李清照、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张炎等,都不见填制。但是,此调格局开张,掌握得好,却可造成排山倒海之势,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苏轼这首《沁园春》词,上片写景,一下子罗列了七个四言句。前三个四言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句式相同,三脚并立。后四个四言句,“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组成“扇面对”,由“渐”字构成领头格,贯穿到底。七个四言句组织绵密,构成了一幅整体的画面。紧接着,“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仍用四言对句,“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也是四言句。这十一个整齐的四言句,除了靠“渐”、“凭”两个领格字提携,还由两个长短句“似此区区长鲜欢”及“微吟罢”,在当中辗转运气。于是,十一个四言句,就不至于像是拆开来的七宝楼台,不成片段。下片八个四言句略有变化。前四个四言句,不再用“扇面对”,其中,“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自成对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二句不对。其余与上片大致相同。这段议论,先由换头“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两个长短句叙事,承接上结所提“往事”,然后铺排议论。领格字“有”,从字面上看,仅管领“笔头”“胸中”二句,但“有”字下面的六个四言句,词意还是相贯通的,六个四言句之下,直接“袖手何妨闲处看”,还是具有一定气势的。最后,由一个三言短句“身长健”停顿蓄势,“但”字提携、转折,带上两个四言句“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为全词作结。
总之,《沁园春》词是苏轼以诗人句法入词的尝试,已稍露东坡本色。但这首词在艺术上仍有某些不足之处,如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词作比较,就觉得《沁园春》以抽象的说理议论代替具体的形象描述,不如以情动人之作,具有那么大的感人力量。比如“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相近,但前者总不及后者那样有意境,那样耐人寻味。
本文是一篇富含哲理与情趣的小品文章,通俗易懂,意味深长,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因此多年来为中学课本必选篇目。这篇文章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熟能生巧这个大道理。用一个生动的小故事加以阐释,达到了发人深省、心领神会的目的。
第一段写陈尧咨射箭和卖油翁看射箭。文章一开始用极简洁的语言交代了陈尧咨善射,而“当世无双”突出了他射箭技术的熟练;“以此自矜”又写出他沾沾自喜韵骄矜态度。卖油翁“释担”、“久而不去”,表明他被陈尧咨射箭所吸引,想看个究竟。看见陈尧咨射箭“十中八九斗”,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睨之”、“微颔”神态的描述,准确而传神。既表示对陈尧咨熟练的射箭技术的肯定,又写出他尚有不满意的静观神情。一个是稍有成绩,就沾沾自喜,一个是看了半天,没有一句赞扬和捧场的话,表现出颇不以为意的神态。作者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初步揭示了这两个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对待射箭技术的不同态度,这就构成了矛盾并使读者产生了悬念,由此,引出了进一步的叙述。
第二段写卖油翁自钱孔沥油。这段一开始,通过陈尧咨和卖油翁的两组对话,进一步对照地写出两人对射箭技术的不同看法,不同态度。“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陈尧咨连着发出两句问话,显得盛气凌人,并流露出对卖油翁轻视的态度;而卖油翁的回答却是淡然一句:“无他,但手熟尔”,语气平静,表现出卖油翁的从容和自信。卖油翁的神情和语气激怒了陈尧咨,陈尧咨气呼呼地斥责卖油翁“尔安敢轻吾射”,这就进一步表现出陈尧咨的狂妄自大、咄咄逼人。老翁却仍然是坦然沉着,用冷静的语气回答:“以我酌油知之。”接着作者连用“取”,“置”、“覆”、“酌”、“沥”几个动词,井然有序地而又十分简洁,十分准确地描述了卖油翁沥油的过程,表现了他沉着镇静,从容不迫的态度。有这样的高超和熟练的技术,却仍然毫不夸饰地说:“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和陈尧咨的自矜态度相对照,卖油翁朴实、谦逊、毫不骄矜的品德不是跃然如在眼前。“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力”,这是文章画龙点睛之笔,作者两次点这句活,强调和突出了本文叙事的主旨所在,亦即强调和突出了本文的中心思想。文章的最后,用一句话交代了陈尧咨态度的转变和事情的结束。一个“笑”字,也是传神之笔,无须多加笔墨,就表示出陈尧咨从卖油翁的行动中受到启示并心悦诚服;“笑而遣之”,这样处置,也符合陈尧咨的身份。这个结尾简洁、含蓄、发人深省。
陈尧咨学问不小,官职做得也很大,而且是文武双全,不愿屈居人下,可是却不得不在卖油翁面前认输,因为卖油翁指出的道理辩驳不倒,只得”笑而遣之”,没有责备”犯上”的小百姓,对于”用刑惨急,数有杖死”的陈尧咨确实不大容易。”笑”,既是有所领悟,也是自我解嘲,自是”传神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