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此词通过描写暮春景色,通体凄怆悲凉,哀婉欲绝,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失为清人令词中的一篇上乘之作。
上阕首韵三句,写残春之景,点画入微。以金缕晓风、杨花飞舞、玉栏花翻,营造了一片衰败、悲凉、清冷孤寂的气氖。柳色嫩黄,如丝如缕,晓风吹拂均与晏殊“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的《蝶恋花》景似同。而一“残”字实景中寓情。在这一情景之上,一场春雨之后,章台街上,遍地落花。雪白的杨花,被踏入污泥之中。这里作者选用章台这一环境,寓有深意。
章台原为战国时秦王的朝会之所。到汉代,章台便为长安街名。在唐宋诗词中,章台却成了秦楼楚馆的代称。唐朝韩拥有妾柳氏,本为长安歌伎。安史乱起,两人失散,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得。后来韩翊得到虞侯许俊的帮助,始得与柳氏团圆。“章台”指柳于是乎始,且有“冶游场所”这一重语意。所以作者以章台新雨后被踏人沙间的杨花喻飘零身世和被践踏、被蹂躏的遭际。
“素雪晴翻”反用谢道韫咏雪“未若柳絮因风起”语意,而以“翻”字传神,以“晴”字陪衬,写杨花飘零的身世,极为细致传神。“为谁飞上玉雕阑”深示感叹,表明杨花在辞树之时,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是不由自主地被东风吹舞,受人摆布的。陈子龙词吟杨花云:“怜他漂泊奈他飞”,又云“轻狂无奈东风恶”,深怜杨花飘零无主。作者于词句中虽未明示东风之无情,然而笔意含蓄,盖纵无东风狂吹,杨花仍将漂泊无主,作者巧妙地在下文二旬补足此意:章台雨后,踏入沙间。
“可惜”一词示叹惋之情,深得诗人之旨。诗曰:“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意谓章台雨后,杨花飘零,被走马践踏,没人沙间!比喻入仕清廷,声名委之尘土。
下阕深入一层,转而从人情方面着笔。“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沾惹”即承“为谁飞上玉雕阑”而来,由杨花的飞舞无主联想到这离情别恨。像柳絮一般漂泊不定,不知缘由便生离愁,故纵笔,希望能解脱。
“青鸟”,据《山海经·大荒经》有三青鸟,一名曰大驾,一名少驾,一名日青鸟。李商隐《无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从一“空”字更见出悔意,引出柳絮成萍,幽梦缠绕的悲苦。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水龙吟:‘晓来雨过,遗踪何在,池萍碎。”而杨花和绿萍又皆为飘泊之物,亦如自己的情怀。陈廷焯说:“感慨时事,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
杨花飞舞的时候,眼看春天就要过去了。所以在情人眼里,好像春天会随杨花飞絮一起飞走似的。然而,在情人们看来,杨花也似乎留恋春天,它飞向空中,飞上雕栏,飞入绿萍间。人们设想央求青鸟衔住杨花,也许春天还可以留住。然而春天毕竟难以留住,因而才有“一春幽梦绿萍间”之叹。
末尾二句“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轻弹”。因无限思念而黯然神伤。满天飞舞的杨花,遍地郁郁葱葱的绿萍,能使人愉悦,也能使人伤情。这是因人的情绪而异的,便是所谓移情。由飘舞不定的杨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由一春绿萍联想到春天的将逝,由青鸟空衔联想到情人的渺无音讯和时光的难以挽留,不免使主人公黯然神伤,潸然泪下。结句融情于景,凄苦不在言外。
此词是李煜于南唐全盛时期所创作的一篇代表作。词的上片主要写春夜宴乐的盛大场面。首句突出描绘“晚妆初了”的嫔娥们的盛妆和美艳,由此写出作者对这些明艳丽人的一片飞扬的意兴,同时从开篇即渲染出夜宴的奢华豪丽。继之两句宴乐开始,歌舞登场,作者极写音乐的悠扬和器物的华美。比如,笙箫二字可以给人一种精美、奢丽的感觉,与词中所描写的奢靡之享乐生活、情调恰相吻合。而“吹”作“吹断”,“按”作“重按”,不但字字可见作者的放任与耽于奢逸,而且十分传神地赋予音乐以强烈的感情色彩。据马令《南唐书》载:“唐之盛时,《霓裳羽衣》最为大典,罹乱,瞽师旷职,其音遂绝。后主独得其谱,乐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谱粗得其声,而未尽善也。(大周)后辄变易讹谬,颇去哇淫,繁手新音,清越可听。”李煜与大周后都精通音律,二人情爱又笃深,更何况《霓裳羽衣》本为唐玄宗时的著名大曲,先失后得,再经过李煜和周后的发现和亲自整理,此时于宫中演奏起来,自然欢愉无比。所以不仅要“重按”,而且要“歌遍彻”,由此也可想见作者之耽享纵逸之情。
词的下片是描写曲终人散、踏月醉归的情景。“临春”一句明是写香,暗是写风,暗香随风飘散,词人兴致阑珊,由“谁更”二字而出,更显得活泼有致。“醉拍”二字直白而出,写醉态,写尽兴尽欢妥贴至极。到这里,作者有目见的欣赏,有耳听的享受,有闻香的回味,加上醉拍由口饮而生的意态,正是极色、声、香、味之娱于一处,心旷神驰,兴奋不已,因此才“情味切”,耽溺其中无以自拔。结尾二句,写酒阑歌罢却写得意味盎然,余兴未尽,所以向来为人所称誉。《弇州山人词评》中赞其为“致语也”。今人叶嘉莹曾详评此句:“后主真是一个最懂得生活之情趣的人。而且‘踏马蹄’三字写得极为传神,一则,‘踏’字无论在声音或意义上都可以使人联想到马蹄得得的声音;再则,不曰‘马蹄踏’而曰‘踏马蹄’,则可以予读者以双重之感受,是不仅用马蹄去踏,而且踏在马蹄之下的乃是如此清夜的一片月色,且恍闻有得得之声入耳矣。这种纯真任纵的抒写,带给了读者极其真切的感受。”读此二句,既可感作者的痴醉心情,也可视清静朗洁的月夜美景,更可见作者身上充盈着的文人骚客的雅致逸兴。
全词笔法自然奔放,意兴流畅挥洒,语言明丽直快,情境描绘动人。作者从个人宫廷生活场面出发,虽然带有较为浓郁的富贵脂粉气,未能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内容,但短短一篇就把一次盛大欢宴的情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艺术描绘生动逼真,情景刻画细腻动人,由喻象中见情思,于浅白处见悠远,充分显示了作者高妙的艺术功力,是“写得极为俊逸神飞的一首小词”。
这首诗描写边塞风光,表现了塞外生活的艰苦和诗人在边关经历的真情实感。首联是全诗总纲,春日无春色,显出塞外的荒凉;独上高台凝思注目,突出诗人超然独立的形象。颔联将“白日”、”黄河’”对举,在辽阔苍茫之中,有壮丽多彩之感。颈联继续写景,运用比拟手法,写出风如雷响,惊心动魄;沙似浪翻,历历在目。尾联写诗人从单于台上向北眺望阴山,但见雄关似铁,紧闭不开,戒备森严。语句浑朴,境界开阔,有“盛唐气象”。
“边兵春尽回,独上单于台。”首联是说,春日里无战事士兵都已返回,我独自一个人登上单于台。首联是全诗的总领。“春”字和“独”字,看似出于无心,实则十分着力。春日兵回,边关平静无事,才有登台览物的逸兴;虽说春日,下文却了无春色,更显出塞外“无花只有寒”(李白《塞下曲》)的荒凉。独上高台,凝思注目,突出诗人超然独立的形象。
“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一轮白日,跃出平地,写它喷薄而上的动态;千里黄河,天外飞来,写它源远流长的形象;“白日”、“黄河”对举,又在寥廓苍茫之中给人以壮丽多彩的感觉。白日出于地中而非山顶,黄河来自天外而非天上,一切都落在视平线下,皆因身在高台之上的缘故。
颈联继续写景。两句比喻,牢牢把握住居高临下的特点:居高,所以风急,所以风如雷响,惊心动魄;临下,才见沙痕,才见沙似浪翻,历历在目。不说“如雷”而说“疑雷”,传神的写出作者细辨风声的惊喜情态。中间两联,白日、黄河、沙浪、风声,从远到近,自下而上,构成一幅有色彩、有动态、有音响的立体图画,把边塞风光,写得势阔声宏,莽莽苍苍之至。尤其是“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一联,语句浑朴,学盛唐而能造出新境界,很为后人激赏。
“欲向阴关度,阴关晓不开。”尾联是说,很想跨越阴山关隘看个究竟,阴山关隘虽已天亮门户不开。尾联写诗人从单于台上向北眺望阴山,那是汉代防御匈奴的天然屏障。诗人很想到阴山那边去看一看,但见那连绵起伏的阴山,雄关似铁,虽然天已经大亮,门户却紧闭不开,无法通行啊!
诗人分明看到横断前路的不可逾越的阻障,于是,激越慷慨的高吟大唱,一变而为徒唤奈何的颓唐之音。诗到晚唐,纵使歌咏壮阔雄奇的塞外风物,也难得有盛唐时代那蓬蓬勃勃的朝气了。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